《诗经》中与鹿相关的诗有多篇，其中关于鹿的描写折射出丰厚的文化寓意，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的特色和风貌。

《诗经•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据研究者考证，麕指小獐，是鹿一类的兽。而李善《文选》注认为，麕也就是鹿，“今江东人呼鹿为麕”(程俊英《诗经注析》)。故“野有死麕”与“野有死鹿”是一回事。《野有死麕》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恋爱的诗。

写恋爱，为何要以“野有死麕”起兴?今天看来，“野有死麕”和“野有死鹿”不仅与爱情无关，而且“死麕”和“死鹿”这样的字眼，甚至让人觉得不美、不吉利。但是，在古代却不然，因为鹿是与爱情婚姻相关的一种礼物。

古人婚礼纳徵，用鹿皮为贽。由此可见，鹿皮是古人婚礼当中的重要贽礼，是年轻人结婚时少不了的东西。

闻一多先生则据《野有死麕》进一步推论：“上古盖用全鹿，后世苟简，乃变用皮耳。”(《诗经研究》)

弄清了古人婚礼纳徵，用鹿皮为贽的礼俗，便能明白：《野有死麕》这首诗以“野有死麕”起兴，不是与题旨无关的信口开河，也不是随随便便看见什么就写什么，它实际上是作者精心的安排，寓有深意。

它说的是：那位多情的小伙子，爱上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于是跑到树林里打死了一只鹿，送给这位同样对他一往情深的姑娘。到了第二章，“又言取薪木照明之物与鹿肉为礼，想娶此如玉之女”(《陈子展《诗经直解》上，卷二)。古代人结婚时要砍柴作火把。

清代胡承珙《毛诗后笺》：“《诗》于婚礼，每言析薪。古者婚礼或本有薪刍之馈耳。”可见，诗写“林有朴樕”、“野有死鹿”，也都是围绕着爱情和婚姻这个话题展开，而且从诗的内容可以看出，那个小伙子对贽礼的准备越来越充分。

鹿与中国古代人生活关系密切，在古代人的日常生活甚至社会政治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管子》卷第七有这样一件事：齐桓公八年，管仲请示齐桓公说：“‘诸侯之礼，令齐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报。齐以马往，小侯以犬报。’桓公许诺，行之。管仲又请赏于国，以及诸侯。”

这段记载表明，在管子(?—前645)生活的时代，也就是《诗经》产生的年代，鹿皮甚至是国家与诸侯之间交往的重要礼物。既然鹿皮在上层政治活动中都能作为礼品馈赠，那么它在民间婚礼中作为礼物出现，自然是够隆重、够贵重的了。

由此可见，古人把鹿皮作为婚礼中的贽礼，显然不是随随便便的凑合，而是经过认真选择的。小伙子把鹿皮作为礼物送自己喜爱的姑娘，想必是会很讨姑娘的欢心的。

现代学者经过研究还发现，早在远古时代，鹿就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山海经•南山经》中载有名叫“鹿蜀”的马形虎纹，白头赤尾，鸣声如歌谣的怪兽，人佩戴它的皮毛，可繁衍子孙。

这种原始的鹿崇拜进一步表明：古人婚礼纳徵，用鹿皮为贽的风俗，大概除了鹿皮的珍贵实用之外，还与它本身具有的可以繁衍子孙这种象征意义有极大的关系。

这就如同今天有的地方的婚俗，把红枣、花生、桂圆、莲子放在一起，以取其谐音“早生贵子”之意。由此推论古人之心，大概以鹿皮相赠，也是希望穿上鹿皮做的衣服，可以子孙繁茂，人丁兴旺。

据此可以进一步认定，《野有死麕》这首言情诗，其比兴手法与《周南•关雎》是一致的。闻一多先生甚至认为，《二南》中的诗“多与婚姻有关”，因为“《麟之趾》篇之以麟为贽，犹《野有死麕》篇之以麕为贽也”。

所以《麟之趾》也是《关雎》之应。至于《野有死麕》就更是与《关雎》一脉相承。不同的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以关雎雌雄相和的鸣叫声起兴，使人容易联想起男女之情，因而不觉得突兀;而《野有死麕》以“野有死麕”、“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等情景起兴，则不易让人产生男女之情的联想。

今天的读者看到这些描写，甚至会觉得所咏之事物与下文表达的爱情主题不相干，这是因为时空久远、对古代风俗文化背景之陌生不解而造成的理解上的差异。去掉文化背景上的隔膜，则可以很容易地读懂这首脍炙人口的佳作。

《诗经•小雅•鹿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傚。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鹿是一种温顺可爱的动物，今人形容女孩子温顺可爱，会说这女孩像一只温顺的小鹿。古人早就发现鹿有胆小易惊的习性，因此创造出“鹿骇”这个词，以状人惊惶纷扰之态。

《鹿鸣》这首诗，就是从鹿的温顺可爱、喜欢群聚这一点着眼，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呦呦鹿鸣，食野之芩”起兴，引出下文宴饮“嘉宾”之事，其诗旨意味深长。这一点《毛传》解释非常透彻。

《毛传》曰：“鹿得蓱，呦呦然鸣而相呼，恳诚发乎中。以兴嘉乐宾客，当有恳诚相招呼以成礼也。”

孔颖达《毛诗正义》进一步解释说：“……以鹿无外貌矫饰之情，得草相呼，出自中心，是其恳诚也……言人君嘉善爱乐其宾客，而为设酒食，亦当如鹿有恳诚，自相招呼其臣子，以成飨食燕饮之礼焉。”可见，从汉至唐，这几位治《毛诗》的代表均以为这首描写“贵族宴会宾客”的诗，是要表现“嘉宾”之“德音”的。

即便是千年之后对《毛诗》有一肚子不满的朱熹，在这首诗的解释上，也没有多少反对意见，他同样认为：“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而言其礼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盖��其所望于群臣嘉宾者，惟在于示我以大道，则必不以私惠为德而自留矣。”(《诗集传》)显然，对《鹿鸣》的主旨，大家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

于是，在岁月的长河中，《鹿鸣》以其称颂德音的正面主题，成为后世统治者藉以弦歌纳贤、传布德音、装点门面的绝好材料。唐代的州县长官甚至仿效《鹿鸣》中的描写，在乡举考试之后，专门宴请考中的举子，并且在宴会上歌唱这首《鹿鸣》诗。

《新唐书•选举志》上记载说：“每岁终冬……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是谓“鹿鸣宴”。明清亦沿袭此习，于乡试放榜的第二天，宴请考中的举人和内外帘官等歌《鹿鸣》，并作魁星舞。由此可见，《鹿鸣》诗对后世的影响非常之大。

鹿在古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还表现在古代风俗文化的许多方面。

《大戴礼记•易本命》曰：“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如果把人除外，则羽、毛、鳞、甲四类动物之“长”即为凤凰、麒麟、神龟、蛟龙，正好代表最有灵的四种动物。

故《礼记•礼运》篇曰：“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作为古人心目中灵兽的麒麟，实际上就是从鹿演化而来。麒麟这两个字均从鹿，《说文解字•鹿》部：“凡鹿之属皆从鹿。”又释麒：“麒，大牡鹿也。”也就是大公鹿。又释麒麟：“麒麟，仁兽也。”此说从《公羊传》。而《毛传》也认为：“麟信而应礼。”可见，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汉代，鹿在人们心目中的吉祥美好的形象早就形成了。

从自然界的生灵到“信而应礼”、“恳诚发乎中”的“仁兽”，鹿在古代文化中的寓意不断丰富发展。同时，由于远古时代就出现了鹿崇拜，许多民族都崇拜白鹿，以为鹿皮毛色白为瑞兽神畜。以至于发展到后来崇拜神仙时，白鹿也一直是仙家的神畜(《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

唐代诗人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中写道：“别君去时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李白曾受过道箓，他的诗可以反映出唐代痴迷道教的士人对白鹿的喜爱。在佛教故事中，鹿也经常以正义、善良、吉祥的化身出现。

在《九色鹿》故事中，救人于溺反而恩遭仇报的九色鹿是菩萨的化身;九色鹿以自己的善行，感化了因误听谗言而差一点杀死九色鹿的国王，责令“自今已往，若驱逐此鹿者，吾当诛其九族。于是众鹿数千为群，皆来依附。饮食水草，不侵禾稼。风雨时节，五谷丰熟。人无疾病，灾害不生。其世太平运命化去”。

《鹿母》故事中生了两只小鹿的母鹿更是一个“志节感人，慈行发中”的悲悯者的形象，它以自己的“笃信死义”，感动了一个执意欲猎杀它的人，使得母子转危为安。于是，“国人咸知普感慈信。鹿之仁行，有喻于义，莫不肃叹……”(《佛经文学故事选》)可见，鹿在儒道释三种文化以及古代民间信仰中，都是极受青睐的动物，它是人们心目中的灵兽，是美好愿望的象征。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鹿还是权力的象征。《汉书》卷四五《蒯通传》：“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注：“张晏曰：以鹿喻帝位。”

又《晋书•石勒载记》下：“勒笑曰：‘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也。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在这两个典故中，鹿由人们追逐的对象，演变成权力的象征。这一演变，其文化的渊源仍在《诗经》。

《诗经•小雅•吉日》：

吉日维戊，既伯既祷。田车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纵其群丑。

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兽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从，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发被小豝，殪此大兕，以御宾客，且以酌醴。

这是叙写周宣王田猎的诗。《毛诗序》：“吉日，美宣王田也。”诗的一二章写打猎前的情况，特别描写了漆木、沮水边麀鹿成群的情形。三四章则叙写打猎盛况。被猎获的有小豝、大兕，当然还应该包括鹿在内的其它动物。这里，鹿便是被追逐捕猎的对象。

当然，从被追逐捕猎的对象，到变成权力的象征，鹿的文化寓意的演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鹿在古人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距今7000年至4000年前后，属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大量鹿的遗骸。

此后，鹿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动物，古代王公贵族离不开它，古代帝王甚至专门有养鹿的园林——鹿苑，供观赏或狩猎之用。《春秋》成公十八年有“筑鹿囿”的记载。晋杜预注曰：“筑墙为鹿苑。”

既然鹿随处可见，随时可得，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那么它在人的心目中就会有地位，有分量，就不会被人遗忘，于是鹿成了人们的谈资，成了取譬说理的对象。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

《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牣鱼跃。’”

这里的沼，就是梁惠王的苑囿，那里有很多的麋鹿。孟子见到麋鹿，便把话题扯到贤与不贤这个道德层面，并且进一步引用《诗经•大雅•灵台》这首诗，说明文王在池沼，鱼就跳跃喜乐，可见其恩德惠及鸟兽鱼鳖，从而希望梁惠王也能向周文王学习，做到与民偕乐。这样的取譬说理多么巧妙自然。

可见，古人从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经常接触的对象中发现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共同事理。由于鹿是人们经常追逐捕猎的对象，于是，当人们目睹统治阶级对权力的追逐时，便很自然地联想日常生活中逐鹿捕猎的情形，并以此为喻，使鹿具有象征的意义。

至此，“鹿死谁手”中的鹿，就再也不是一只自然的鹿，而是政治权力的代名词了。正如修辞学原理所说的那样：一切巧妙的修辞都来自于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感悟。鹿与古代人的关系那么密切，因而也就很自然地融入古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