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从现代国家建立以后，“祖国”对许多国民而言，已经成为毫不含糊的概念，然而对某些人而言则非理所当然。这还不只限於离乡背井的移民，还包括一部分一直住在老家的“边陲人”。作为一个夹在中日之间的半独立王国，琉球所经历的源於“现代”的巨大冲击，使其民众在形成自我认同的道路上几经波折，而“祖国”的概念在冲绳也变得“异常”的吊诡。这里所指的“现代冲击”包括两个层面。其一，琉球在进入现代之前，“及时”地为日本所吞并并易名为冲绳，使“琉球意识”失去成长为琉球民族主义的机会；其二，“脱中入日”后的冲绳被彻底地实施面向日本的同化政策，导致其文化结构发生变化，认同也随之发生本质上的变异。在过去近一百三十年间，冲绳社会在摸索认同的过程中所展现的最具独特性的现象，是时而强调自己的冲绳人意识、为过去那辉煌的琉球国历史与文化而自豪，时而视日本为祖国、热切向往成为日本人，并重复了三次如此的跌宕起伏。“祖国”在冲绳的吊诡现象，暴露了现代国家在追求国民整合过程中，“中心”对“边陲”所实施的国家暴力，同时也揭示了同化政策的局限。（原文刊登於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编《中国大陆研究》第五十卷第一期，原题是：“祖国”的吊诡——“现代冲击”下冲绳身份的“脱中入日”现象。作者林泉忠，日本国立东京大学法学博士，自2002年起任日本国立琉球大学副教授，现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傅尔布莱特学者。）

【原琉球国之大致位置（RyukyuKingdom,Wikipedia）】

“祖国”也称“母国”，基本上是近代以来产生的概念。

“祖国”这一词语在明清的史书中已多次出现，多谈及回人的原居地。譬如《大明一统志》（1461年）以及《明史》（1739年），均提到“默德那国，即囘囘祖国也”[1]。晚清魏源的《圣武记》（1842年）也有“巴社者，回回祖国”的记载[2]。另外，清末秋瑾的诗〈柬某君〉裏有“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的诗句[3]。严格而言，以上提到的“祖国”，所指的均非如今人们所熟悉的“国家”[4]。不过，各自所指涉的也不尽相同。

《大明一统志》、《明史》与《圣武记》中“祖国”所指的应是“祖先所居之地”，与“家乡”、“老家”相近。这可从《海国四说》（1846）中同样描述回人原居地的“巴社者，囘囘之祖家”[5]裏得到佐证。

另一方面，英文裏也有Motherland一词，常被译为“故土”或“母国”，原意也同样没有“国家”的含义，与Hometown意思接近。然而，到了近代，随著主权国家概念的出现与实践，无论是汉文裏的“祖国”还是英文的Motherland，都被赋予了新的涵义，所指涉的也就不再祗是“故乡”，而扩大到根据国界而划分的“国家”，因此“祖国”就脱胎换骨，变成了“祖籍所在的国家”。秋瑾的〈柬某君〉写於留学东瀛之后，既有了异国经验，也接触了其时被日本积极引进的西方思想。尽管当时秋瑾理想中的共和中国还未出现，不过“祖国宁甘劫后灰”中的“祖国”应超越了“故土”或“家乡”的概念，带有了具现代意义的“祖籍之国家”的含义。

随著现代民族主义（国族主义）的涌现与民族（国民）国家的一一建立，对许多人而言，“祖国”的概念愈来愈清晰，来得理所当然，也从来无需犹豫、烦恼何处是“祖国”；然而，对有些人而言，“祖国”其实并不来得那麽的必然，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甚至可以更换，也有可能增减。而后者其实并不局限於跨越国界，拥有双重文化的移民或多国生活者，还包括了许多从未离开过家乡的人。

从未离乡背井的人，为何也会围绕著“祖国”而烦恼呢？其实，祗要了解到现代国家是如何建立的，那麽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民族自决”，主张每个民族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然而，巡视存在於今天的将近两百个主权国家，可以发现几乎清一色是多民族国家。而这些国家大部分都主要由当中最大的民族而建立，同时在划定国界时，“自然地”把一些“少数民族”的区域纳为自己国土的一部分。主导建立自己新国家的大民族，随著新国家的成型，在形成或转换自己的身份成为该国国民的过程中，往往比较顺利。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新国家由自己或祖辈参与建立；其二，自己原有的民族文化，自然而然地成为新国家的国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不存在被“同化”的问题。因此，在产生对新国家的归属意识问题上，通常来得迅速与自然，“祖国”也就基本上成为没有非议的共识。

然而，在过渡到现代的历史过程中，没能建立自己国家的民族，大多成了某个主权国家裏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对由大民族主导的新国家，大部分存在不同程度的认同问题[6]。换言之，对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而言，新的国家不必然是自己的“祖国”，自从被纳进去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中的一部分的那一刻起，思索“祖国”的漫长历程也就开始了。

然而，对“祖国”产生模糊的，也不限於一般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笔者在研究“边陲东亚”[7]地区认同问题的普遍性时，发现台湾、香港、澳门与冲绳（琉球）这四个地区都不约而同地对“祖国”存在著不同程度上的认知问题。

台湾、香港与澳门地区，就其族群结构而言，都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社会，与中国大陆无异。然而，由於特别是近代以来有别与母国的历史经验，造就了与母国的隔阂，产生对“祖国”的模糊意识。这裏所谓相异的“历史经验”，指的是在接受外族殖民统治的同时，没有全程参与“故土”在蜕变成现代“祖国”的建设过程（nationbuilding）。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地区对“祖国”产生不同程度的距离，从认同结构而言，并非是对殖民宗主国的归心，而是因为产生了新的本土认同。以香港为例，直至一九七○年代，香港的民众多以各自的故乡祖籍，如“台山人”“番禺人”“潮州人”“客家人”“福建人”“上海人”等来区分彼此。而在这时，作为具普遍性本土归属意识的“香港人”的概念还没有明显浮现。这意味著“祖国”的概念在当时的香港社会还不至於非常的模糊，而对各自家乡的强调，实际上扮演著香港社会与“祖国”之间的桥梁作用[8]。而后出现的“香港人”意识及其呈现的局部政治化，促使“祖国”的概念在香港社会中变得越来越吊诡了。其中导致“祖国”概念模糊化的一个环节，是“家乡”的概念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一九六○年代前把香港视为“逃难寄居地”到一九七○年代后称“香港是我家”，就是一个具标志意义的重要转折。

与台湾、香港及澳门相比，“祖国”於冲绳而言，便显得更吊诡，更匪夷所思了。

冲绳，旧称“琉球”，曾经拥有过长达近五个世纪的王国历史，也曾视中国为“父母之国”，在进入现代的过程中，为日本所吞并。其后，尽管受到各种歧视，也经历了起因於日本对外侵略的毁灭性冲绳战，然而在战后脱离了日本统治后，冲绳民众却在一九五○年代起自发地推动了波澜壮阔的要求“复归祖国”——日本的运动。究竟“祖国”对冲绳而言，意味著什麽？如何解释这种“倒错”现象？

本文尝试以“中心——边陲”关系於现代的变迁是如何冲击夹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琉球为切入点，探讨近代以来冲绳民众对“祖国”的认知以及自身认同的变迁。

【复原后之琉球王宫首里城主殿（ShuriCastle,Wikipedia）】

[1]李贤等编，大明一统志，卷九十〈默德那国〉（万寿堂，明天顺五年[1461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页1387。张廷玉等编，明史，卷三三二〈列传第二二○，西域四·默德那〉（武英殿，清乾隆四年[1739年]；台北：中华书局，1974年），页8625。“默德那”，今称麦地那或麦地拿。“囘囘”指伊斯兰或穆斯林。

[2]魏源，圣武记，卷六（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页170。

[3]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秋瑾集（上海：中华书局，1962年），页84。

[4]汉语的“国家”原为诸侯所封之“国”与士大夫所封之“家”的合称，意指拥有特定疆界的统治区域及百姓。“天下”为其对应的概念，没有特定疆域的限制。由於“国家”与源於欧洲的现代国家的概念大相迳庭，梁启超於一九○二年提出“新史学”时，就曾揶揄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新民丛报，第一号（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8日）。

[5]“凡巴社各百头囘国，即西印度也”。梁廷枏，海国四说，上，卷三（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6]即所谓的“国民整合”的问题。笔者以为，问题的程度主要取决於他们自身能否积极投入国家建设，积极接受大民族的同化。

[7]有关新地域概念“边陲东亚”的定义与该地区的特徵，参阅林泉忠，“『辺境东アジア』：新たな地域概念の构筑”，国际政治（东京），第135期（日本国际政治学会，2004年4月），页133~152；林泉忠，“辺境东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ポリティクス：冲縄·台湾·香港（东京：明石书店，2005年）。

[8]不过，这种以家乡祖籍为桥梁的“祖国”认知，其本质充其量为族群认同的局部延伸，未必到达国家认同的层面。事实上，在国家认同上，一九九○年代以前的香港社会明显地存在著两个“祖国”。吊诡的是，并非中国与英国，而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自一九九○年代涌现出“台湾民族主义”以来，社会上长期存在著看不到出口的认同危机，其严重程度为东亚地区之冠。诚然，其原因错综复杂，既与台湾自身经历的殖民地经验有关，也与战后中国的分裂，国民党的治台政策，乃至国际关系的变化分不开。值得强调的是，一九四九年后“中华民国”单独存在於台湾这一历史事实与经验，也是不应被忽视的因素。无论这个“国”是否为主权国，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如何，是否为国际社会所承认，作为一个自主的政治共同体（或称“政治实体”），其存在对共同体内形成区隔其它“国家”的归属意识，起著框架式的硬体作用[1]。

即使该“国家”已不复存在，然而“曾经存在过”这一历史事实，对该地区住民日后在建构自我认同上所扮演的角色依然重要。这除了是因为“故国”提供了其后裔凝聚认同意识的纽带以及想像空间外，也因为拥有过“国家”的历史，强化了对该地区要求政治自主，乃至建国或“复国”主张的民族主义正当性。从以色列到巴勒斯坦，从波罗地海三国到新独立的蒙特尼哥罗（或译“黑山”），人们对故国的情怀化成了投入民族运动的动力，而“复国”的论述，则成了实现政治自主不可或缺的武器。从这点而言，冲绳也不例外。

检视所有冲绳民族主义的论述，可以发现：几乎所有论述没有不提及那存在了五百年的王国历史。不止於此，冲绳过去那拥有“独立国家”的历史记忆与因日本的吞并而亡国后的近现代史经验，还成为如今冲绳争取权益或与中央政府抗争的筹码。譬如，一九九六年围绕著美军基地问题而引发的冲绳与中央的一连串激烈冲突中，冲绳县知事大田昌秀在拒绝签署延长美军基地使用权诉讼的陈述书裏，就在前部分花了近五十页的篇幅，详细陈述了曾经是“独立国家”的冲绳在日本统治下的苦难历史[2]。这段历史基本上与战后才出现的美军基地毫无相干，大田知事的“善用”历史，支持了围绕著族群认同何以被凝聚与激活的众多理论研究中的“工具论”观点。

即使没有明确的目的或抗争对象，一般冲绳民众对那一段有别於日本本土的五百年王国历史与文化仍是津津乐道的。这一点从一般触及冲绳历史的简单陈述，譬如许多观光介绍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值得去留意的，是这些介绍资料中所言及的有关琉球王国的定位。近年流行著一种说法，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定说，即“琉球本来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自一六○九年萨摩入侵后，琉球就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分析该说法的语境，笔者以为重点在於通过强调过去的琉球，与今天的冲绳不同，并非日本的一部分，而是拥有过自己的国家和独特的文化，来表达对冲绳的认同感。不过，如此的琉球“国家观”是否符合客观事实？笔者以为值得商榷。那麽究竟应如何定位“琉球国”？琉球与中国以及日本又是何种关系呢？

巡视琉球国的历史，虽然其间经历了跌宕起伏，然而整个历史脉络却是比较清晰的。琉球於一四二九年建国，直至一八七九年为明治日本所吞并为止，王国一共维系了四百五十年之久。琉球王国由始至终一直被纳进“中华世界体系”[3]（或称“华夷秩序”）裏面，几乎不曾中断，即使在明清交替时期，与“天朝上国”皇帝之间的“朝贡――册封”关系也很快得到恢复。其实，琉球向中国朝贡始於其前身的“三山”[4]时期。明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三山”裏的“中山”率先遣使向明朝朝贡，“山北”与“山南”也随后跟进[5]。与“琉球”以及国王的姓氏“尚”一样，“三山”的称谓亦为中国皇帝所赐，其中“山”有岛或国的含义[6]。

【琉球前身之“三山时代”势力分布图】

中国与琉球的宗属关系长达五百年之久，其间中国极少直接介入琉球的内政。不过，琉球的建国以及王国初期的运作却与明朝有密切的关系。譬如，“三山”时期，就有程复、王茂、叶希尹、怀机等来自明朝的人才得到重用，他们多位居国相乃至摄政，其中最为人乐道的是辅助中山王的怀机。怀机除了妙用兵法，直接促使尚巴士统一琉球外，还主导了王宫首里城与那霸港的建造，并开启了与南洋的贸易关系。然而，究竟怀机如何前来琉球，至今未有定说，其中较有力的说法，是接受明朝皇帝的派遣，前来辅助琉球的建国。明朝与琉球的密切关系，还包括关系伊始就开始接受琉球定期派遣官生[7]前往国子监就学，并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8]，以协助王国之营运。

琉球国运的一大转折是位於日本鹿儿岛地区的萨摩藩於一六○九年派兵入侵，琉球并从此被迫暗地裏向日本称臣，定期交纳沉重的赋税。此后二百七十年间，琉球遭受到萨摩的经济压榨与政治控制[9]，然而萨摩与琉球的关系并没有公开，使得琉球的国体得以续存，而中琉的宗属关系也得到维系。如此一方面奉中国为正朔，安於“中华世界体系”内，而另一方面，又屈服於日本，接受某种程度控制的“双重附属国”身份，战后琉球的史学家们称之为“两属时代”。

（引自『新琉球史（下）』琉球新报社刊）

如上所述，如今冲绳的不少历史记述，趋向认为独立的琉球王国在萨摩入侵后丧失了独立性。其实，客观而言，在此之前琉球已为中国之藩属，并非完全独立的王国，祗是萨摩的介入，进一步削弱了琉球的独立性。尽管如此，琉球作为有一定自主性的一国地位在步入近代时期也相继得到了一些欧美国家的承认。这种可能蜕变成近代主权国的地位，从一八五四年琉球与美国签署“琉美和亲条约”、一八五五年与法国签署“琉法和亲条约”以及於一八五九年与荷兰签署“琉兰和亲条约”都可以得到佐证。整体而言，琉球一方面为中国与日本的“附属国”，另一方面又能维持自己的国体。因此，其王国时代的地位，著实应视为“半独立王国”。

【琉兰友好条约（1859年）】

面对如此的王国地位，王国末期的琉球人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抱有如何的国家意识？同时如何理解琉球与中日之间的关系呢？

[1]诚然，这个共同体自身的国家定位与认同取向如何，将影响该归属意识是趋向稳定，抑或带来混乱。

[2]见冲縄県编，冲縄：苦难の现代史――代理署名拒否诉讼准备书面より（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页1~50。

[3]“华夷秩序”的本质是前近代东亚地区长期存在的一种世界体系，笔者根据该特徵提出“中华世界体系”，取代古色古香的“华夷秩序”，也有别於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的“中华世界秩序”。参阅林泉忠，前引论文（2004年），页133~152。

[4]“三山”为“城堡时代”之后期。“城堡时代”大约始於十二世纪，其间号称“按司”的豪族各自据地筑城，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直至一三二二年左右才形成三大势力。

[5]“三山”之所以争相向中国朝贡，根据冲绳史学家高良仓吉之说，乃为树立各自的王统合法性，以及获取当时的贸易参与权。见高良仓吉，琉球王国の构造（东京：吉川弘文馆，1987年），页13~16。

[6]新城俊昭编，高等学校琉球?冲縄史，新订?増补版（那覇：工房东洋企画，2001年），页36。

[7]官费留学生。多被派往北京国子监就学，由中国提供学习与生活费。在该制度下，从一三九二年至一八六九年期间，琉球共派遣了二十四期一百二十六名官生。除此之外，还有私费留学的称“勤学”，多前往福州，以“琉球舘”为据点，其人数则为官生之数倍之多。参阅新城俊昭编，前引书，页39～40。

[8]“闽人三十六姓”为明皇所赐，目的为辅助琉球王国政治、外交、经济、文教、技术等领域之运作。移居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姓”聚居那霸，形成具独特地位与文化风格的久米村，也称“唐营”或“朱明府”。有关“闽人三十六姓”以及久米村等，参阅太田良博，间违いだらけの冲縄史――阴の王国“那覇朱明府”（那覇：月刊冲縄社，1983年）；田名真之，“古琉球の久米村”，新琉球史――古琉球编（那覇：琉球新报社，1992年），页223～258；田名真之，“近世久米村の成立と展开”，新琉球史――近世编（那覇：琉球新报社，1992年），页159～180。

[9]萨摩於一六○九年入侵琉球后，於那覇设立的“在番奉行”在占领初期直接干预了琉球的内政，包括王府高层人事等。然而，一六二四年以后“在番奉行”实质上所执行的功能，被指基本上只停留在监视琉球王府，监督上缴年贡上，并没有长期地直接掌握琉球王府的最高决策权。因此有关萨摩的“统治琉球”说，实值得商榷并有待进一步研究。

要了解前近代时期某社会的国家与民族认同，这对任何一个认同研究者而言，恐怕是最难驾驭的课题。不过，认同意识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必须具有与他者接触与交流的经验。从该观点而言，由於琉球在五百多年的历史中，由始至终一直处在较高频率的对外接触与交流状态中，因此在琉球王朝部分菁英中存在某种程度的“我他意识”乃至“国家”归属意识是有可能的。

具体而言，琉球除了与中日之间有著包括多方面交流的长久宗属关系外，过去与朝鲜以及南洋诸国频密的贸易往来，加上如前所述的十九世纪中叶琉球与西方列强接触与碰撞的经验，都有助在部分琉球菁英之间萌芽一定程度的归属意识。以下尝试从几份文献资料中，窥探出其中端倪。

【万国津梁之钟（冲绳县立博物馆藏）】

冲绳县立博物馆中，至今仍保存著一四五八年受其时的国王尚泰久之命而铸造的一口钟，称为“万国津梁之钟”，该梵钟曾长期悬挂在王宫首里城的正殿前。其铭文写道“琉球国者南海胜地而，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中间涌出之蓬莱嶋也，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刹……”。内容除了凸显对因贸易而繁荣一时的琉球充满自豪感外，也较清楚地描绘了琉球与周边的关系，其中与中国的关系用了“辅车”，而与日本的关系则用了“唇齿”来形容，显示了与两国不可分割的亲近关系。

【全盛时期琉球对外贸易路线图（日文）】

不过，除了“密切”外，琉球的中国（大明）观与日本（大和）观在该梵钟的铭文中并没有清楚表述出来。另一方面，琉球民间长久流传著一种传统的说法：“唐乃伞，大和乃马蹄，冲绳乃针头”。意为中国如伞，冲绳受其庇护，日本如马蹄，冲绳受其践踏，而冲绳自己则如针头般弱小。其中流露了对中日的好恶观感，当可理解为琉球对与中国的宗属关系赋予了正面的评价，而对日关系的评价则是较负面的。

另外，从琉球末期的两份资料中也可印证如此的中国观与日本观。

先看与中国的关系。日本在进入明治时期后不久就开始部署吞并琉球的计划。一八七五年日本派遣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前往琉球，要求首里断绝与中国的封贡关系，却遭到主持国务的三司官[1]等以中琉关系乃“父子之道、君臣之义”为由而拒绝[2]。

至於与中国“父子”“君臣”的客观关系，另一份资料中则作出了更为具体的陈述。当时琉球虽然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却也深感王国危机的来临，遂派三司官等前往东京展开请愿活动，除了向日本明治政府陈情外，当时也向各国驻东京使节求助，请求帮忙劝说。一八七八年十月十一日以“琉球国法司官”为署名（毛凤来、马兼才[3]）呈交荷兰驻东京公使书简的开头，直接了当地道出了琉球与中国“父子”“君臣”的具体关系：“向列外藩……惟，国内政令，许其自治”[4]。

【象征中国与琉球之宗藩关系的王冠为明朝皇帝所赐（那霸市博物馆藏）】

陈情书全文七百七十二字，在陈述理由，请求日本撤回断绝中琉关系要求的同时，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力陈十四世纪后半叶以降琉球之所以得以立国，全靠中国之庇护与辅助。其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其一涉及王国的建立与维系，其二涉及琉球的社会与文化的营运方面。前者强调琉球之立国依赖与中国的封贡关系，而后者除了称琉球“遵用中国年号、历朔、文字”外，中国也“时召陪臣子弟入北京国子监读书，遇有漂船遭风的难人，大清国各省督抚皆优加抚恤给粮修船，妥遣回国”等。

另一方面，递交给清政府的琉球请愿书中更无一不表达对中国的忠诚，譬如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三日由前进贡正使向文光呈至礼部的请愿书中，就明确表述了永远效忠中国的决心：以圣朝之声威亟赐天讨，复国复君，永远为中朝之藩属，仍修贡职，以守封疆奉宗社。即至国主，下及臣民，忆万千年，均既戴皇恩宪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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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中国“天恩高厚”的同时，该书信非但没有言及对日本的好感，还流露了不满。譬如指日本於一八七二年“逼令敝国改隷东京”，“又强以琉球事务、改附内务省”，表达了日本对“国小力弱”琉球的不当做法。值得一提的是，如此描述与日本的关系，实际上表明了至少在一八七二年以前，琉球并不隶属於东京。而之前的琉球与萨摩藩的关系，则形容为“旧与萨摩藩往来”，其中用了“往来”一词，间接显示了琉球不愿承认臣服於萨摩之下以及两者间的不平等关系。

由於琉球文化深受中国与日本影响，因此在琉球士族菁英之间除了存在众多对中国文化的孺慕者外，日本文化的推崇者也不乏其人。琉球王国末期位至三司官的向有恒（宜野湾亲方朝保1823-1876年）便是当时琉球著名的和歌诗人，并编写了《冲耦集》、《松凰集》等和歌集。

不过，即便是被视为亲日派的向有恒，其认同也并非归向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后，琉球於一八七二年派遣庆贺团前往东京。该团由正使尚健（伊江王子）与副使向有恒率领[6]，由於其时未能察觉日本已经在部署吞并琉球，因此在与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会见时，琉球一行居然还向日方提出要求归还一六○九年萨摩入侵琉球后所窃据的大岛诸岛（奄美诸岛）[7]，谓该列岛“固隷属我琉球，昔庆长年间为萨人押领”[8]。该资料显示了虽然时隔二百六十七年，琉球菁英对昔日被萨摩所夺走的国土依然耿耿於怀。在认同意识上则透露了两则讯息，其一，明显区分了“我他关系”，即“我”为琉球，“他”为日本（包括萨摩）；其二，对琉球国土的执著[9]。领土意识向来被认同研究者视为民族或国族认同感的重要表现方式，因此可解读为这些琉球菁英已经存在著相当强烈的“琉球意识”。

【位於琉球本岛与鹿儿岛之间的奄美诸岛】

而该“琉球意识”也在上述书简中的“敝国虽小，自为一国”[10]得到清楚呈现。综合王国末期琉球菁英的认同观，当可归纳为：一方面视中国为天朝父母国，自认列其外藩；另一方面则同时视琉球为自己的国家，并对其抱有一定程度的认同感。值得指出的是，琉球日后在正式进入现代的过程中，如有机会与其它中国外藩即朝鲜、安南（今之越南）等，蜕变成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那麽“琉球意识”当会转化为较为清晰的现代国家认同。因此，琉球也就自然地成为现代意义上琉球人的“祖国”了。

然而，琉球的国运并非朝著如此的方向演进。在步入近代的过程中，东亚格局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中华世界体系”分崩离析，与此同时大日本帝国崛起。处於中日夹缝中间的琉球，最终於一八七九年为日本所吞并，易为日本的“冲绳县”。而其后的冲绳民众则开始了摸索“祖国”，寻觅自我认同的漫长历程。

[1]三司官为统辖琉球王国政治的最高阶官职。

[2]喜舎场朝贤，琉球见闻录（东京：至言社，1977年），页39。

[3]毛凤来之琉球名为“富川亲方盛圭”，而马兼才则为“与那原亲方良杰”。王国时期的琉球菁英（士族阶级）大多同时拥有中国名（“唐名”）与琉球名。

[4]松田道之编，琉球処分，第2册（下村冨士男编，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4巻外交篇）（东京：风间书房，1962年），页179。

[5]见王彦威（弢夫）、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刊本），巻三十七（1932年~1933年刊；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页674~675；西里喜行编，琉球救国请愿书集成，冲縄研究资料13（东京：法政大学冲縄文化研究所，1992年）。另外，前近代中国与琉球的宗属关系，既非现代语境中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非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能否用现代的认同坐标来阐释其时琉球对中国的效忠与向心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6]同行的琉球主要官员还包括参议官向维新（喜屋武亲云上）。

[7]奄美诸岛於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后与冲绳县合为美国所管治的“琉球”范围，不过却於一九五三年提早归还给日本。

[8]喜舎场朝贤，前引书，页9。

[9]琉球菁英们对国土的执著，在由毛精长（国头亲云上盛乘，琉球最后一任进贡使）等人於一八八○年九月十八日递交恭亲王奕欣的请愿书中也清楚表露出来：“敝国内有三府（指冲绳本岛的岛尻、中头、国头），东西宽处不过数十里，南北长不足四百里，外有三十六岛，其中八岛业於前明万历年间被倭占去，现有三十八岛……”。见“毛精长等致总理衙门恭亲王奕欣书”（1880年9月18日），辑於毛精长等，北京投禀抄（光绪五~八年[1879~1881年]，原福州琉球馆藏，抄本现为冲绳县立图书馆东恩纳文库所藏）；或见西里喜行，前引书（1992年），页71~72。

[10]松田道之，前引书，页179。

具社会普遍性的认同意识如何产生？在这问题上，从战后包括族群意识与民族主义在内的众多先驱理论中，当可粗略地归纳为两大类。一是“泛历史学派”，另一则是“泛现代学派”。

“泛历史学派”主张历史的连续性，认为认同意识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不应当是到了现代才突然出现的。属於该派别的论者所强调的正是共同的族源、文化纽带与历史记忆等因素，同时积极地在历史中寻找民族主义的起源[1]。而“泛现代派”则力陈现代以前的社会并不具备条件以形成社会共同的归属意识，民族主义只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笔者基本上站在“泛现代派”的立场上，认为在缺乏像现代社会中所享有的统一法律、市场、国民教育、大众传媒的情况下，国家认同乃至广域的民族或者族群认同这类具社会普遍性的归属意识都不太可能得以凝聚。不过，笔者也以为，即使是前现代社会，在一小部分有机会参与朝政并与“异邦”或“异族”有接触的政治与社会文化菁英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族乃至国家意识是有可能的。如前有关王国时期“琉球意识”的论述，可视为这种观点的个案。同时，笔者还支持史密斯对“泛现代派”的质疑[2]，认为国家认同以及具社会普遍性的族群认同不可能“凭空”地被“发明”[3]或“想像”出来[4]，而经常会以共同的族源、传统文化、宗教、语言、王朝历史、民族英雄等历史符号作为媒介的。

从“泛现代派”的观点来看，琉球要在全社会形成以国家或民族为忠诚对象的认同意识，在前现代的王国时期显然并不可能。换言之，上述在部分政治菁英之间存在的“琉球意识”欲将其效忠的对象从“忠君”进一步过渡或扩展到“爱国”，并将该认同感普及到全琉球，都需要“现代”的洗礼。

问题在於琉球社会的认同发展并非朝著如此的方向迈进，琉球在步入现代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巨大冲击，导致了至今仍有不少冲绳民众在质疑：“到底我们是谁？”“何处是祖国？”

诚然，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所有民族在建立或过渡到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冲击。然而，琉球民众在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建构上所处的困境，显然不能与中国或日本、甚至朝鲜与越南同日而语。这种差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於各国在前近代东亚格局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在进入现代前后所遭遇到的环境变迁。

【中华世界体系之外延结构图】

东亚传统的“世界”格局以“中华世界体系”为主轴。从“中心——边陲”的视角来看，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是唯一的“中心”，而受其册封的朝鲜与越南（安南）等属国则为其“边陲”。

日本在明朝中叶以降脱离了“中华世界体系”，其后又暗中控制琉球，实际上成为一个“疑似中心”或“准中心”（其后取代中国，在近代成为唯一的“中心”）[5]。这两个东亚“中心”虽然在朝近代过渡时受到来自西方不同程度的外压，然而由於基本保留了原先的国界，以致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及凝聚现代国民意识上相对来得顺利[6]。

【”天朝上国”之皇宫及模仿皇宫的各属国王宫（林泉忠《东亚国际关系史》讲义资料）。】

而“边陲”的朝鲜与越南，虽然当其长期依附的“中心”走向衰弱时，一度沦为他国的殖民地，不过在殖民主义时代结束后，仍然获得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机会[7]。由於在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新的国家与过去王国时期的历史得以接轨，因此新的国民在建构民族与国家认同上，所受到的冲击也也相对比较小[8]。

然而，曾与朝鲜、越南同列中国之属国、位於东亚“边陲”另一隅的琉球，近代以后在建构民族与国家认同上所走的路则大相迳庭。

琉球所经历的“现代冲击”可归纳为以下两个层面。

首先是属政治层面的“归属变更”。如前所述，琉球本为一半独立的王国，一方面与中国维持以“封贡”为形式的宗属关系，另一方面后来也臣服於萨摩。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建立现代国家，划定国界”，於一八七九年对“归属模糊”的琉球采取“处分”措施，将之并入“大日本帝国”的领土。是为琉球於近代以来经历的首次归属变更。

【亡国后被迫迁居东京的末代国王尚泰（1843-1901）】

这次变更在对琉球民众在认同意识的形成上造成两大影响。其一，由於琉球“及时”地被“处分”，以致琉末时期已在琉球菁英间萌芽的“琉球意识”，失去了受现代洗礼的机会，不能在其后的冲绳社会普遍地发展成具现代意义的“琉球民族主义”。其二，与其后新获得的领土——台湾与朝鲜不同的，是日本当时还未模仿套用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形式，没有在琉球（改称“冲绳”）设置总督府以统治之，而是采用“内地延伸”（改土归流）的做法，设“冲绳县”。由於该做法符合“建立现代国家，划定国界”的说辞，在某种程度上“正当化”了日本吞并琉球的“合理性”；同时，在统治模式上与其他县看齐[9]，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批判日本对冲绳所采用的歧视性政策，以及因此主张民族解放或独立建国的正当性。

冲绳所遭遇的“现代冲击”的另一个层面是文化上的“同化政策”[10]。由於受现代国家的特性所致，与前现代的国家相比，“中心”不但在政治上，还在文化上要求“边陲”的忠诚，以求在领土范围内政治单位与文化单位的一致性，并酿成统一的国家认同。由此一来，“同化政策”在许多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被强制性地推行。日本在“同化政策”的推行上更是彻底，这从它在其后的殖民地推行同样力度的“同化政策”可见一斑[11]，这点与西方在对殖民地的经营上有著相当大的区别。日本在冲绳所强制实行的同化政策，除了日本语教育以及灌输“忠君爱国”（忠“日本天皇”，爱“大日本帝国”）外，同时也压制包括语言等冲绳的传统文化。

【流传至今的龙舟竞渡等琉球文化深受中国影响（图为琉球大学龙舟队）】

“及时”的吞并与彻底的“同化”，这双管齐下的“现代冲击”对冲绳社会所带来的震撼，不言而喻。其结果使冲绳社会迅速日本化，冲绳的民众也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甚至参与了其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不过，值得指出的是，“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利便了日本对琉球的“改土归流”；同时，“现代性”含有的对人权与自由价值的肯定，也常成为反殖斗争或抵抗国家暴力的有效武器。冲绳在摸索自我认同的漫长岁月中，这种“现代武器”当然也曾出现过。

[1]“泛历史学派”的主要论者包括Tilly、Poggi以及Breuilly。参阅C.Tilly,“ReflectionsontheHistoryofEuropeanState-Making,”inC.Tillyed.,TheFormationofNationStatesinWesternEurop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5）；D.Poggi,TheDevelopmentoftheModernState（London:Hutchinson&Co,1978）；J.Breuilly,NationalismandtheState（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82）.而Geertz与Issacs则可视为早期的“原生论”代表人物。参阅CliffordGeertz,“TheIntegrativeRevolution:PrimordialSentimentsandCivilPoliticsinthenewStates,”inCliffordGeertzed.,OldSocietiesandNewStates:TheQuestofModernityinAsiaandAfrica（NewYork:FreePress,1963）；HaroldIssacs,IdolsoftheTribe（NewYork:harper&Row,1975）.

[2]相关讨论参考ErnestGellnerandAnthonyD.Smith,“Thenation:realorimagined?:TheWarwickDebatesonNationalism,”NationsandNationalism,No.3（1996）,pp.357~370.

[3]ErnestGellner,NationsandNationalism（Oxford:BasilBlackwell,1983）.

[4]BenedictAnderson,ImaginedCommunities（London:Verso,1983/1991）.

[5]不过，在日本、朝鲜以及越南都曾出现视自己为“中心”的思想，日本学术界称之为“小中华思想”。江户时期的山鹿素行（1622-1685）在其著作《中朝事实》（1669年）所形塑的正是以日本朝廷为中心的主体性意识。参阅山鹿素行著、广瀬豊编，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一三卷〉（东京：岩波书店，1940年）。

[6]当然，这点对中国而言，基本上所指涉的是汉民族，至於其他少数民族在中国蜕变到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所面临异於汉民族的困境，则需另作分析。

[7]朝鲜与越南的许多菁英还在殖民地时代获得民族自觉的机会，并带动一般民众凝聚了一定程度的民族意识，为日后建立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8]只限於主要民族的京族。

[9]严格而言，并非如此。从一八七九年开始所有冲绳县令或县知事均由日本本土所指派，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冲绳为美军所占领为止。另外，日本在统治冲绳初期采取了具某种怀柔意义的渐进方针，推行了维持相当长时间的“旧惯温存”政策。

[10]严格说来，“同化政策”的性质并非纯文化层面，而常常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11]日本在其后获取的殖民地所推行的“同化政策”与其在冲绳所实施的大同小异，尤其与一九三七年后同样在台湾与朝鲜所强制推行的“皇民化教育”，更是高度一致。

对许多了解琉球历史的人而言，他们所感受到最“吊诡”的现象，莫过於一九五○至六○年代在冲绳出现的轰轰烈烈地要求“复归（日本）祖国”的民众运动。因为一来冲绳曾经拥有异於日本的国家与民圌族的历史及文化；二来自一六○九年后琉球被圌迫接受日本萨摩长达近二百七十年沉重的经济压榨，一八七九年为日本以武力所吞并后有又受到日本人的歧视，而且还经历过二战时期的毁灭性冲绳战。这些对许多冲绳民众而言至今仍记忆犹新，为何战后的冲绳民众仍视日本为“祖国”，并迫不及待地热切期盼回到“祖国”的怀抱呢？

【1945年冲绳战时美军登陆读谷町。（OkinawaWar,wik1pedia）】

关於这一“吊诡”现象，从冲绳学者之间众多的解释中可归纳为以下三种说法。其一，源自对时局变化与战争的忧虑。二战后迅速成型的东西冷战格局於一九四○年代末扩大到东亚地区，面对中国的“共圌产化”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开始著手建设美军基圌地，以致冲绳民众担忧会再卷入战事，也担心美国会对冲绳实施永久的统治；其二，基於对美国统治的不满。冲绳的民众至今仍对美国统治冲绳二十七年的成绩大多抱持否定的态度，批判其间“压制人圌权与民圌主”[1]，又建树不多。其三，出於对新和平日本的向往与期待。经过美国主导的战后重建工程，日本重获独圌立并拥有一部和平宪法，民圌主主义也在日本本土得到落实。

【战后初期的冲绳岛嘉手纳军用机场（1945年）】

【麦克亚瑟视察嘉手纳（1950.8.1）（冲绳县公文书馆提圌供）】

然而,筆者以爲這些論述充其量只能解釋琉球民聚不願繼續接受美國的統治,但無法解釋爲何非不考慮獨立或其它選項,而非丰要選擇回到日本。筆者以爲解讀該現象不能忽略從認同駐戰後琉球社會政治意識形的轉壟來觀察。

首先是經過戰前六十六年接受日本同化的經驗,尤其是末期的“皇民化教育”,沖繩民眾的認同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的化,日本人意識（包括部分“皇民”意識）在沖繩社會已經根深蒂固。儘管受到沖繩戰與戰後美軍統治的激烈動蕩,戰後初期的沖冲繩社會也確存在過與日本保持距離的思潮,部分人士多少對日本存有怨恨乃至萌離心之念,然而大多數民眾内心的日本人意識終究戰勝了“離家出走”的想法,因爲“再壞也是父母”。既然是從日本人的身份出發,即使在檢討戰爭的責任上,也祗是“爲父之過”,如同長崎與廣島的民眾,不會因爲飽受源於日本拒絕投降的原爆之災而要求脫離日本尋求獨立一樣。

其二,戰後的沖繩出現強大的左派（日本稱“革新”）勢力,其意識形態與抗爭方向影響了對沖繩未來的選擇。隨著沖繩人民黨於一九四七年成立,沖繩的左派勢力迅速壯大,並成爲與美國統治者抗爭的主要力量。人民黨在建黨初期一度“感謝美軍解放被日本軍閥剝奪了言論、結社、集會和出版自由的沖冲繩人”[2]。不過,隨著美國對掉韓戰以及臺海危機的介入,東亞冷戰格局迅速成型,人民黨遂與包括日本本土在内的亞洲社會主義陣營看齊,改變對美國的態度,視其爲頭號敵人,並展開對直接統治者“美帝”的長期鬥爭。以人民黨與隨後成立的沖繩社會大眾黨以及沖繩社會黨爲主力的左派勢力更以要求“復歸日本”作爲反對和終止美國統治的武器。除了與日本共產黨有密切係外,上述的“日本人意識”仍是左右沖繩左派势力選擇“復歸”爲反美武器的主要因素。這點也反映在“復歸運動””中高頻率地使用“復歸祖團”的口號上。

視日本爲“祖團”,認同自己爲日本人,基本上可視爲過去近一百三十年的歷史長河中,沖繩民聚認同的主要方向。然而,即便如此,並非意味著期間沒有出現過猶豫、徘徊、反復的景象。沖繩的整段近現代史,其實恰恰正是沖細社會的認同葛藤史。根據筆者的觀察,圍繞著對自我認同的尋覓與摸索,幾代沖繩人民經歷了一個三起三落的反復歷程,這在認同的研究史上應是頗爲罕見的個案。所謂“三起三落”,指的是時而強調自己的““沖繩人””意識,爲過去那輝煌的琉球國歷史與文化而自豪,是爲“沖繩民族主義”的浮現;時而又聲嘶力竭地追求自己的“日本人”身份,還爲此掀起一波波“同化”或“復歸”日本的社會運動,是爲“日本民族主義”的表露。

第一波“沖繩民族主義”浪潮因一八七九年日本吞併琉球而岀現。這波反對日本吞併與統治

的運動自從一八七五年日本政府要求琉球脫離中國的關係起,大約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結束爲止。從該運動的本質而言,可稱爲一場“琉球抗日復國運動””[3]。該運動在爲期近半個世紀期間,出現了包括向中國求援、向駐東京各國使節求助、原琉球高官拒絕就任新職、原高級官員間反對吞併的聯署、罷工罷市、滲透到各地的“血判書”聯署[4]、暴動[5]、流亡中國、殉國[6]等多種形態,其中以前高官爲首的社會菁英到中國求援的活動爲期最久。運動最終因中國未能派兵前往琉球,而琉球本身無力單獨抵抗日本而以失敗告終。此一時期處前近代與近代交接時期,運動參與者多仍一方面視清国爲“天朝上國”,同時也在這一場復國運動中確認了對琉球強烈的認同感。從四十多封琉球復國陳請書以及運動參與者所留下的詩文中,有關“敝國”的表述均指琉球,其中所流露出的愛國情懷,隨處可見。儘管運動沒有獲得成功,然而運動本身成爲“琉球認同”得以確認和普遍化的重要契機。因此,這場運動可視爲近現代“沖繩民族主義”的起點[7]。

【琉球復國運動菁英攝於1896年（那霸市政府提供）】

然而，由於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历史性地败给日本，使得琉球复国无望，也导致冲绳社会的内在变化。在其后冲绳年轻知识菁英的鼓动下，配合日本新政以来所极力推行的“由上而下”的同化政圌策，冲绳社会掀起了一股“当日本人”的社会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两位知识菁英扮演了影响深远的重要角色。其中一人是其时舆论界著名的文化人太田朝敷（1865-1938）。太田“连打喷嚏的样子也要学日本人”的名句成为该时期同化运动的象徵。而被称为“冲绳学之父”的大学者伊波普猷（1876-1947）除了著文力陈“琉球处分为奴隶解圌放之擧”，为日本吞并琉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解套外，说其花毕生的精力所钻研的学问是在证明琉球与日本本为同一祖先，以支持其主张的“日琉同祖论”也不为过。这一场“由下而上”的自发性民间同化运动，可定位为冲绳的第一波“日本民圌族主义”运动。

一九四五年，冲绳社会经历了另一次“现代冲击”。一场惨烈的冲绳战，加速了日本的战败，其后美国占领了冲绳并开始了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统治。如此的巨变，引发了冲绳社会呈现出一股脱离日本，倾向独圌立的思圌潮[8]。除了部分当时冲绳出身的政圌府要员时而发出具冲绳主体性色彩的言论外，一九四七年圌前后成圌立的三个本土政党不约而同地抱有明显的独圌立倾向。

率先成圌立的冲绳民圌主同盟在建党宣圌言中，就将“确立冲绳人的冲绳”列为第一项行动口号[9]。该党於翌年五月召开的第二次党代会上，通过了党的纲领与宣圌言，其中“政圌策表”内的第一项“恒久政圌策”便清楚记载了“建立独立共圌和国”。如前所述，随后成圌立的冲绳人圌民党在建党初期也倾向独圌立。事实上在其党纲裏，就不乏“重建自主的冲绳”与“成圌立人圌民自圌治政圌府”等有关冲绳主体性的表述。而同年成圌立的社会党，其独立倾向更为明显。该党纲的第一项就确定了“吾等期许在美国的支援下，建设民圌主主义的新琉球”的基本方针，同时也将“迅速整合南北琉球，整建国家体制”设为“基本政圌策”中的第一项“政圌治行政政圌策”。尽管当时沦为焦土的冲绳刚刚结束战争，百废待兴，一般民众为了基本的生活而频於奔命，无暇思考冲绳未来的国家定位，不过三党的政圌策方向仍具有一定的代圌表性。该波独立思圌潮为近代以来第二波“冲绳民圌族主义”浪潮的涌现，其“祖国”的座标指向冲绳。

吊诡的是，该座标基本上祗维持了五年，随后“祖国”指向了日本。如前所述，随著冷战格局的成型、冲绳左圌派势力的壮大，以及大部分民众内心已经根深蒂固的日本人意识，踏入一九五○年后，由“反美”的左圌派势力所发起的“复归祖国运动”正式启动。除了左圌派政党外，各个工会也纷纷加入。运动初期采用联署方式，后来则发展成以群众运动为主轴的模式。到了一九六○年代，运动随著“冲绳县祖国复归协议会”的成圌立而如火如荼，充当运动先锋的冲绳社会大众党更在其党纲中将“复归祖国”列为首要目标，淩驾於其它所有政圌策之上[10]。根据该阶段的特徵，笔者将之定位为“全方位反体制大众运动”[11]。在轰轰烈烈的“复归祖国”自身演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氛围下，包括要求独圌立或支持美国信托管治的主张均没有其发展的空间。是为冲绳的第二波“日本民圌族主义”运动。

【左圌派人圌士筹集署名要求回归日本（1950年代初。wik1pedia）】

然而，当“复归祖国”的运动所高举的目标即将实现的时候，运动突然出现了紧急刹车。一九六八年日本政圌府发表了与美国的谈判结果，宣布冲绳将於一九七二年“复归”日本。根据谈判的内容，美军在移交行政权予日本政圌府后，将会继续驻守冲绳。由於“复归运动”在后期将斗争的具体目标锁定为“非核、向日本看齐”[12]，日本政圌府的宣布让参与运动者感到“被出卖”，因此“复归运动”将抗争对象从美国扩大到日本政圌府。如此一来，要求“复归”日本的热度骤然下降。与此同时，“反复归”的声音也随之浮现。其时的“反复归”势力可分为三派，一是原来支持“复归”，然而在较早时期就察觉运动“走歪”的知识菁英，是为“复归反省派”[13]，代圌表人物是新川明、川満信一、冈本惠德、仲宗根勇等。其中，新川明所著的《反国家的凶区》[14]至今仍被奉为冲绳自立思想的经典。该书一方面颂扬自立精神，另一方面批判“复归运动”自我矮化以及绝对化的国家主义“病理”。“反复归”的另一派来自财经界，该势力在早期就提出“复归尚早”的观点，在“复归”之前，组成“琉球议会”（真荣田义见为委员长）[15]与“冲绳人创建冲绳之会”（原琉球政圌府行政主圌席当间重刚受邀主持）[16]。第三派为“传统独圌立派”，一九六圌九年琉球独圌立党成圌立，直接主张建立独圌立的国家[17]。三个派别虽然未能发展至大规模的社会运动[18]，不过仍可视为第三波的“冲绳民圌族主义”浪潮。

[1]美国在琉球所实施的民主化政策方面，尽管面对琉球左派势力的擡头存有顾忌，也时而对其采取压制措施，不过整体而言无论在言论自由或选举方面都远较战前进步。一九五○年琉球群岛政府知事与群岛议会已经实施普选，一九五二年体制改革后成立的琉球立法院也随即实施直选，而居琉球政府最高职位的行政主席虽然姗姗来迟，也分别於一九六五年与一九六八年分别实施了间接与直接选举。这与战前六十六年间县知事均由日本遣派非冲绳出身的官员管治有天渊之别。

[2]冲绳人民党於1950年1月16日提交美军政长官的报告书，参阅総务部庶务课，1948年1月以降政党に関する书类缀，（冲绳县立公文书馆藏）。

[3]由於运动的最重要形态是前往中国求援，参加者为当时负责取缔的日本当局称为“脱清人”，该运动也就被冠予“脱清运动”了。

[4]“血判书”，即俗称的“生死状”。以抵制日本的统治为主旨的该“血判书”写明凡因抵制日本而遭杀害者，其妻儿由同村联署者共同抚养，违反者可诛之，其家属也将被放逐。

[5]因日本对琉球的吞并而引发唯一的一起暴动，发生於一八七九年的宫古岛。背景为签署了“血判书”的下地利社违约受雇为日本**翻译，而遭村民视为叛逆者，其后下地因欺淩村妇而引发村民不满并发展成暴动，为数上千的村民将下地围剿并将之处死，史称“赞成事件”（违约赞成归顺日本），参阅日文版Wikipedia“サンシー事件”。

[6]为数不多的殉国者中，以林世功（名城里之子亲云上）的事绩最为人所知。林，出身久米村，最后一期官生，官职通事，自一八七六年随同紫巾官向德宏（幸地亲方朝常）、进贡使通事蔡大鼎（伊计亲云上大鼎）等前往中国后，会同被迫滞留中国的进贡使毛精长（国头亲云上盛乘）等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救国请愿运动。一八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因感复国无望而於北京自刎殉国。生前写给恭亲王奕欣的请愿书中写到：禀为一死泣请天恩迅赐救主存国……。林之殉国经过，参阅西里喜行，“琉臣殉义事件考”，球阳论丛（那覇：ひるぎ社，1986年）。

[7]林泉忠，“『琉球抗日复国运动』再考：时期区分と歴史的位置付けを中心に”，政策科学?国际関系论集（冲绳），第6期（琉球大学法文学部，2003年3月），页59~115。

[8]林泉忠，“戦后初期冲縄诸政党の独立论：失败した民族主体性回复の试み”，冲縄関系学研究论集（东京），第4期（1998年8月），页63~76。

[9]山城善光，“荒野の火”〈24〉,琉球新报（冲绳），1982年3月15日~5月9日。除此之外，还有一段阐述建党的动机：“吾等期待冲绳人的自我解放，自许成为新冲绳的先驱。冲绳因日本政府的暴政与侵略主义而遭遇惨憺的命运。沦为焦土的冲绳势必由冲绳人的自觉而重建……”。山城善光，前引书。文句间对冲绳与日本的爱恨情感与认同倾向清晰可见。

[10]也因此，冲绳社会大众党被称为“复归政党”。一九七二年“复归日本”后，其它政党或与日本的全国性政党合流或停止活动，唯独冲绳社会大众党继续以独立的姿态存在至今，成为日本罕见的地方政党。该党近年在日本参议院占有一席议席，议员丝数庆子於二○○六年为在野各党派共同推举竞选县知事，结果以高票落选。

[11]林泉忠，前引书（2005）。

一九七二年，冲绳正式“复归”日本，是为冲绳近代以来的第三次“归属变更”。“复归”日本后的冲绳一方面享受著许多冲绳人所期待的与日本的一体化生活；另一方面，由於在经济上长期依赖日本的巨额补助，自尊受损，同时承受美军基地的压力，冲绳民众也开始思变，逐渐走向寻求“自立”的方向。

一九八○年代在工会与知识界之间就出现过“自立论”的讨论，提出了冲绳“自治县”或“自治州”等构想，还制定了各种版本的“宪法”。这一时期的“自立论”思潮，是在“复归”十周年的时候，作为对“复归祖国”的一次反思。到了一九九○年代，冲绳社会摸索“自立”的举动再次出现，更首度出现了官（县政府）民共同推动的“自立”运动。自此以后，谋求“冲绳自立”成为冲绳社会的主流意识。在这一波“自立”主流化的过程中，视日本为“祖国”的意识也相对地趋於淡薄了。

【推动“自立县政”的县知事大田昌秀】

近年来，冲绳社会的“自立”倾向并没有明显减弱的趋势。不过，积极主张的团体仍然不多，主要包括来自文化思想界的“二十一世纪同人会”[1]、学术界的“冲绳自治研究会”[2]，以及单枪匹马，於二○○五恢复运作的“琉球独立党”。“琉球独立党”是唯一以“独立”为诉求，展开政治活动的团体，而其它团体不但低调，甚至倾向使用“自立”以取代相对敏感的“独立”。

“自立”的内涵模糊，容许存在多种版本的阐释，未必等同於追求政治上的完整独立，尽管冲绳的“自立”基本上是以提高冲绳的自主能力，减少中央干预为前提的[3]。换言之，冲绳一方便倾向建立自己具主体性意义的社会，另一方面，却依然对脱离日本而“独立”有相当程度的保留。这一吊诡现象反映了冲绳民众复杂的认同结构，笔者於二○○五年及二○○六年所主持的有关冲绳民众认同的民调结果，也显示了此一特徵。

表一的比较结果，显示冲绳民众明确倾向冲绳独立的仅占约四分之一，而反对的则占了六成左右。其中，反对的理由中，以“冲绳没有自立的能力”为最多，占了百分之三十二点六。而表二则显示了大部分冲绳民众的认同结构是在“冲绳人”与“日本人”之间徘徊，印证了冲绳是一个拥有高度复合性认同特徵的族群社会。

如果进一步分析冲绳社会的认同结构，可以发现其复合性包括两个层面。其一，冲绳社会并存两种身份认同，即“冲绳人”与“日本人”，从民调的结果可以察觉出三至四成民众倾向区隔这两种认同[4]。其中“冲绳人”意识带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性，其假想敌为“日本人”[5]；其二，另外四成的民众同时拥有这两种认同，对这些人而言，两者虽属不同层次的认同，并不互相排斥。这一特徵与台湾、香港和澳门也有相似之处[6]。

表二所显示的“日本人”认同者在冲绳社会裏并非是少数，从历史的推移而言，这是一八七九年琉球“脱中入日”后持续六十六年的日本化，以及一九七二年“复归祖国”后与日本三十多年的一体化所致。值得指出的是，冲绳的日本化过程，不仅仅是对冲绳社会单向式地移植日本文化，同时还包括通过行政手段来压抑乃至去除充满中国文化内涵的琉球文化。换言之，近代以来冲绳社会的日本化之所以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是建立在“去中国化”的基础上的。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在冲绳社会的“退出”，还不单单祗是在中国对冲绳的政治与文化的影响上，也呈现在冲绳民众对中国的离心力上。这也反映在战后冲绳的反美左派势力，为何选择与日本本土的左派阵营结合，而不投向社会主义中国的缘故。

[1]“二十一世纪同人会”成立於二○○○年，为专门研究探讨冲绳“自立”与“独立”的团体，主要会员包括新川明、川満信一、安里英子、高良勉、喜纳昌吉、后田多敦等许多文化界名人。

[2]“冲绳自治研究会”以琉球大学教授仲地博与岛袋纯为主要骨干，结集了冲绳县内各大学的法政学者。

[3]有关冲绳社会使用有别於“独立”的“自立”与“自治”在文意上的区别及近代以降相关运动的历史变迁，参阅林泉忠，“『豹変』を缲り返した冲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地域政策（东京），第17期（2005年秋季号），页32~39。

[4]该种“复合性”认同也可称为“多元性”认同。

[5]笔者以为“冲绳人”意识与“大阪人”意识的本质并不相同，因为后者不曾以“日本人”为区隔对象。

[6]林泉忠，前引论文（2004年）；林泉忠，前引书（2005年），序章。

[7]近年“冲绳人”意识持续高涨的背景，与一九八○年代后琉球传统文化的部分复兴、观光业的蓬勃以及冲绳出身的艺人在本土广受欢迎的新现象也有一定关系。

[8]同前注。

[9]同前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