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的历史非常悠久。据史料记载，中国古代与半岛最早的联系，可从“箕子朝鲜”算起。

商朝末年有一位名叫箕子的贤臣，是商纣王的叔父，他不愿在周朝称臣，受周武王之封东迁，建立了古朝鲜王国，在那里教化百姓，传播耕织文明，实行法令《犯禁八条》，推动所辖地区的社会发展，形成了古代的“君子之国”。

箕子治理古代朝鲜的故事传播了很久，直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首都平壤市内著名景区牡丹峰的乙密台下还保留着高丽王朝时建造的箕子衣冠冢。韩国历代的众多学者也熟知这一历史。

承接箕子朝鲜的古朝鲜王朝叫“卫满朝鲜”。这个王国存在于西元前194年至前107年。战国时期的燕国是中国北方的强国，后来为秦国所灭。到西汉初年，被汉高祖刘邦封为燕王的旧臣卢绾叛汉，其部将卫满（姬姓卫氏，卫国宗室后裔）也畏罪率部南逃。他集结前齐国和燕国的部分势力，推翻了箕子的后裔继承者箕准，成立新的政权，史称“卫满朝鲜”或“卫氏朝鲜”。

卫满即位后，国家渐趋强盛，控制了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汉惠帝时期，天下稳定，卫满恢复对汉朝称臣。他答应作藩属外臣，为汉朝守卫边疆，并在塞外部族首领朝觐汉朝天子、汉朝与外界往来通商时不从中阻挠。作为回报，汉朝则给卫满以兵力和物资上的支援。

由于有了藩属外臣的身份，卫氏朝鲜不仅得到了经济和军事的支持，而且得以威临附近小邦，势力和领地迅速膨胀，疆域曾达到方圆千里。到汉武帝时，朝廷感到卫氏朝鲜的威胁日渐增大，便于西元前109年派兵讨伐，经两年征战灭掉卫氏朝鲜之后，将其属地分为乐浪、玄菟、真番和临屯四郡，史称“汉四郡”。如今，朝鲜首都平壤市的一个行政区仍保留着“乐浪区”的名字。

箕子王国被灭以后，箕准率其余部南迁另立部落小国，后人称之为“马韩”，也有史料说叫“辰国”。考古资料显示，这些人与当地原住民相互融合，并创造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与文化。卫氏朝鲜灭亡以后，其后裔也融入了当地社会。

一些年来，韩国史学界对箕子朝鲜之说持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箕子和卫满确实曾经在当地建立王国，其后人与半岛居民相互融合，中华大地自古就与半岛地区有着密切联系。

此后，中国中央政权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在战乱与和平相互更替的历史进程中，历朝历代都以各自的方式与半岛政权保持了难解难分的联系。有很多内陆地区的个人和群体因各种原因陆续迁徙并融入了半岛居民的社会之中。久而久之，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相对延续的历史传承、相对独立的生活方式等，使来自四面八方的半岛人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朝鲜王国和朝鲜民族。在上世纪中叶，半岛分为南北两个国家之后，北方以朝鲜民族自称，南方则以韩民族自称。

而在此期间，朝鲜半岛的王国政权和黎民百姓一直与中国的历代皇朝保持着具有不同时代特色的联系。除中国蒙据时期外，其余各朝代虽然在半岛的地界分划上有出有入，但半岛政权基本维持了相对独立的王国地位。

不论是王氏高丽，还是李氏朝鲜，它们与中国中央政权保持的都是宗属关系。

所谓宗属，就是半岛政权接受中国皇朝的册封，但仍在国家机构和治理方式上保留自己的特色与权力。处于从属地位的半岛国王需对皇朝天子称臣，但拥有不同于皇朝州郡主官的自治特权。

中国皇朝与半岛的朝鲜王国有大小、强弱和尊卑之分，但两者间是一种互利互保的协作关系。在礼仪形式上，从属国按约定朝觐皇帝和呈送贡礼，必要时还派兵协助朝廷征战。但是，皇帝也要以恩赐的名义给从属国丰厚回报，当从属国遭遇天灾人祸以及外敌入侵时，皇朝还要提供钱粮、物资和军事支援。

在中韩（朝）两国关系的史书典籍中，不仅记录了许多高丽使团和朝鲜使团盛装朝拜和皇帝重礼赏赐的生动故事，也记载了中国明朝为朝鲜王国血本抗击后金和日本的大量资料。

例如，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水师提督陈璘和副将邓子龙、马文焕领军赴朝，协助朝鲜抗击倭寇的入侵。邓子龙和朝鲜名将李舜臣协同作战，奋勇杀敌，在具有决战意义的“露梁海战”中，以生命换得了重大胜利。战争结束后，李舜臣被朝鲜王朝追封谧号“忠武”，朝鲜后人尊他为杰出的民族英雄。邓子龙的遗体则归葬江西丰城新庄故土，朝鲜为缅怀他的功绩，在当地建立了供祭祀用的庙宇。

更为重要的是，明朝后期，中朝曾联手抗击满清的侵略，甚至满清灭亡中国之后，朝鲜仍尊奉中国崇祯年号数百年，私下称呼满清为“鞑虏”，称其主为“胡皇”，改“朝天”为“燕行”。但迫于满清的淫威，表面上还是屈服于清国。19世纪末，朝鲜王朝逐渐衰落，国内连续爆发兵变和农民起义，政府军难以支撑，遂向宗主国清国要求救援。当时日本侵吞朝鲜的意图已经暴露无遗，在清军入朝的时候，日本也乘机出兵。日本军人突袭朝鲜王宫，架空其国王，表面是让朝鲜独立，实则把这个国家彻底变成了日本的附庸。

在随后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日本获得了完胜，并依靠其勒索的巨额赔款继续推动“富国强兵”与对外侵略，清国自洋务运动由此中断，唐明故土（中国）进一步陷入被新（日本）旧（清国）殖民者殖民的困境。至于朝鲜半岛，则在此后很快被日本吞并。

回顾这些历史不难发现，朝鲜半岛和中华大地长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韩国（朝鲜）学者的历史视角可能与中国学者有所不同，但大家应当都能认同的是：宗属关系与西方理念下的“统治”、“吞并”等，是有本质区别的。古代中国建立的朝贡制度，也与西方近现代史中的国际关系概念存在重大区别。

作为对比，朝鲜（韩）民族在与汉民族的交往中延续了数千年，长期拥有独立的政权、民族地位和历史传统；而在日本统治的几十年间，他们却被迫“创氏改名”，不仅要放弃个人姓氏，还要扔掉自己的语言，几乎遭遇“亡国灭种”的危机。

十几年前，笔者在韩国庆州遇到过一位李姓汉学家，他深有感慨地说：“韩中两国虽然打过仗，但我们不记恨中国，因为中国传给了我们汉字文化，一直容纳我们这个古老国家。但日本不同，它要彻底灭掉我们这个民族。”此话至今仍萦绕于我的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