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秋英）各位，在当下的中国，一方面是对少数民族的优待乃至纵容让主体民族备受系统化的压制和歧视，但另一方面，汉民族主义悄然发芽。在长夜里徘徊的时候，“土耳其革命”这段历史，引发我强烈的共鸣，不禁填下一首《钗头凤》：

国已破，心已残，江山飘絮无处安。苍穹裂，血浪泛，黑云压城，群魔狂欢。难，难，难！

月清寒，夜阑珊，只手补天意不返。刀虽钝，人不乏，生死不弃，誓挽狂澜。战，战，战！

今日土耳其远不能与昔日奥斯曼帝国相提并论，而大多数中国人由于这个国家与东突厥势力的关系，对她无甚好感，但穆斯塔法·凯末尔不该被忽视。他作为土耳其革命与战后改革的核心人物，被民众尊称为“阿塔图克”，意译就是“土耳其国父”。如果说阅读甘地能感受到印度哲学的宁静，那么，阅读凯末尔，可以感受到这条安纳托利亚苍狼在黑夜中撕裂苍穹的力量。他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国元首，是落后民族为命运抗争的缩影。

我叹息中国对凯末尔的忽视，有人也许会问，我们至少保住了秦汉以来的基本领土，凯末尔却让550万平方公里的奥斯曼帝国变成了78万平方公里的土耳其，岂不是民族罪人？然而，奥斯曼帝国不是民族国家，她不像中国，汉民族人口占绝对优势，所以在现代民族主义的浪潮下分崩离析是必然。若要拿领土说事，如果《色佛尔条约》生效，土耳其就是一个丧失主权的内陆国家，面对英法等列强的围攻，凯末尔毁约力战，才奠定土耳其共和国的版图。随后，他又雷霆改革，废除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的现代化奠定基础。

我作为中国人，无论阅读什么书籍，立场都在汉民族。遥想一百年前，凯末尔用民族主义拯救了土耳其，如今，只有民族主义才能唤醒中国人的血性——我们没有宗教凝聚人心，但民族主义是团结人心最伟大的力量。

直到今天，历史学界都对凯末尔的血统争论不休。他的出生地洛萨尼卡已归属希腊，但奥斯曼帝国对该地区的统治至少曾有四百多年，当时的宗教政策比欧洲宽容，吸纳了部分改宗者。在19世纪末，犹太人、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和穆斯林杂居，却无主体民族。有人认为为凯末尔其实是犹太人，这种说法，除了政敌对他的攻击之外，更多是以讹传讹。因为当时欧洲大陆反犹情绪很重，而且他的很多行为，被原教旨主义者视为“叛教”。可以肯定的是，凯末尔很明显有斯拉夫人特征，金卷发、蓝眼睛，这种长相在土耳其不是主流但绝非“个别”，他的身世，映照了那个曾经横跨欧亚非的帝国的多元和沧桑。

虽然分子人类学证明土耳其人的血统绝大多数来自希腊和亚美尼亚，但他们依然坚称自己是突厥人的后代而且血统纯净。一个基因结构杂乱的民族，想方设法证明血脉纯正；而另一个已经证明父系基因单一的民族，却被国家以“融合论”虚无化。若无血统认可，也不可能有长久的民族认同。其实，在汉族中，无论是北方和南方汉族，在父系与母系方面都十分接近。

于普通汉人而言，血统观念深植于他们的内心。筑长城于心坎，这也是汉民族历经五胡乱华，蒙古南下和满洲入侵之后，却始终能保持高度纯净的血统的直接原因！梧影斑斑，风岑雨寂，作为时代汉族的西南余氏，当我阅读到家谱“我本元朝宰相家”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来自灵魂的耻辱——如果谱书是真的，我的祖先里面就有向蒙元入侵者下跪的奴隶；如果谱书是假的，就证明我的祖先认贼作父。虽然我很爱父亲，却以本族姓氏为耻。每一次所谓的“民族融合”，都充满数不尽的家仇国恨，若我的祖先是杂胡，历史之中相见，他们就是我的敌人，以手刃之，问心无愧；夷狄贱类，不与人同！

1919年5月19日，凯末尔集结军队正式拉开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后来他将这一天定为生日，但他的具体出生日期不详，甚至年份都是模糊的概念，只能确定为1880年底到1881年上半年之间。他的父亲阿里·里扎本来是当地海关的公务员，后来辞职经营木材，在1888年，因为希腊人敲诈勒索而破产，旋即一病不起，离开人世。

父亲去世后，家中的经济支柱轰然倒塌。凯末尔一度辍学，又被亲戚送进宗教小学。尽管母亲很虔诚，但他却因为不慎碰翻《古兰经》被当众毒打一事，切身体会到伊斯兰教的极端性。小学毕业后，凯末尔不顾母亲反对进入马纳斯蒂尔军官预备学校，军校中等级制度严苛，暴力风气比其宗教学校有增无减，从而奠定了他一生“以暴制暴”的基调。

在凯末尔十三岁时，母亲因生活困难改嫁给烟草专卖局的底层职员拉普格，他与前妻有四个儿女。贫困、多子女的重组家庭只是凑合着过日子，给不了他多少关怀；军校更是一片冷酷的丛林，教员对学生动辄拳打脚踢。苦难没有让凯末尔找到自我堕落的理由，书籍和知识支撑起他的灵魂——他从法国大革命中找到了反君主专制的力量，从德意志的崛起中明白了民族主义可以振奋人心；也从宗教改革中明白世界上没有不可打倒的权威。

回到现实，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领土纠纷相互交织，在少年凯末尔心里留下了难于磨灭的印记，他对突厥人身份的认同完全代替了对希腊的乡土之情，在他十八岁前往伊斯坦布尔的陆军大学时才真正找到了故乡。大学时代，凯末尔公开反对苏丹的专制统治，更明白只有建立民族国家，才能维护主体民族的利益。而维护主体民族的利益，才能让族人真正为国而战。

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同的是，历史上的中原王朝一直是以汉族血统和文化立国的，但是近现代以来，这一基本的历史常识被“中华民族论”政治学说鼓吹成什么“多民族国家”，并在当代中国建立了具有联邦制影子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理念在改开之后更演变成为纵容少数民族在特权加持下的对主体民族的压迫，让主体的受损，让少数民族离心。

目前，“维护民族团结”已经成为汉族人的单向义务，但少数民族却可以借此行不法之事。无论是“五胡乱华”被恶意改成“少数民族南下”，还是“同治回乱”被扭曲成“回民起义”，“清真泛化”、“占道祈祷”以致于影响非穆斯林的生活，已经为我们敲响警钟。对此，主体民族无须继续隐忍，我们要明确，且堂堂正正地告诉世人：中国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而不是什么多民族国家！在中国，不是主体民族离不开少数民族，而是少数民族离不开主体民族！主体强，则国强；主体弱，则国弱；主体亡，则国亡！

1902年，凯末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拜参谋学院，1905年毕业，被授予上尉军衔。他怀着一腔热血入伍，不久就因参与政治活动被逮捕，在牢房里蹲了三个月，又被苏丹哈米德二世放逐到大马士革第五军营服役。忠心报国却被出卖，凯末尔一度消沉但很快清醒。两年后，他进入马其顿第三军团服役并加入了青年土耳其党，还参加了党人领导的1908年革命，却在任务完成后因为批评当局而被调离伊斯坦布尔，后被派往保加利亚担任武官，晋升为中校。

在离开军队的那几年，凯末尔对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宁和的生活背后，是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如同火药桶的欧洲列强，以贪婪的目光注视着奥斯曼帝国——她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朝不保夕。希腊取得了事实上的独立，阿拉伯人也和土耳其人离心离德，至于埃及等行省，也早已四散而去。

凯末尔冷静地指出，世事有变，奥斯曼帝国早已撑不起当年的国际秩序，但苏丹穆罕默德五世依然不切实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入同盟国，幻想以此恢复国际地位。虽然凯末尔主张保持中立，但他在苏丹宣战后他还是主动请缨，担任新编的第19师师长。1915年2月25日，凯末尔奉命率所部第57步兵团负责起守卫黑海海峡，3月18日，英法联合舰队决定在海峡地区派兵登陆，从陆上占领并控制达达尼尔海峡。4月25日清晨，敌军正是在凯末尔预见的地段登陆。当登陆消息传来，并要求派一个营增援海岸守卫时，凯末尔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面派身边的57团前去阻击，一面调其他下属部队驰援。当时凯末尔对57团士兵们下令说：“我不是命令你们去进攻，而是命令去死！在我们战斗至死的这段时间内，其他部队和指挥官能够赶来代替我们！”

战士们明白了这次战斗行动的重大使命。包括团长在内第57团的全体官兵都在战斗中牺牲，但却赢得了时间，终于守住了阵地，使登陆的敌军无法前进一步。1915年8月，他又指挥部队在阿纳法尔塔地区多次成功地阻止敌军推进，使英法军队遭到惨重损失。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被迫辞职。1916年8月，因成功保卫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凯末尔获得“伊斯坦布尔的救星”和“帕夏”的称号，被任命为第二军团司令，晋升为将军。

由于战功卓著，年仅三十五岁的凯末尔，没有任何家世背景就成为帝国的将领，这是他的荣耀，但同盟国投降后，奥斯曼帝国也被零敲碎割。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奥斯曼帝国派出代表处理有关停火谈判的磋商。10月30日，《穆德洛斯停战协定》签订，协约国开始实施之前的秘密协议，瓜分土耳其。

1919年5月15日，希腊军队占领伊兹密尔。英法等国步步紧逼，虽然攫取了大量的利益，依然想利用条约彻底肢解奥斯曼帝国，并粉碎民众对独立与自由的念想。1920年8月10日，《色佛尔条约》宣告了土耳其的灭亡。主要内容如下：

（一）恰塔尔加线以西割予希腊，另外绥克至布哈尼耶以西主权暂归土耳其，五年后（1925年）以公投决定是否并入希腊；

（二）黑海海岸基雷松之东、艾尔新疆、木施以西、比特利斯及凡湖以南归亚美尼亚；

（三）包括达达尼尔海峡及博斯普鲁斯海峡两旁的“海峡地区”成为非军事区，但协约国拥有对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权。美、英、法、意、日、俄六国组成“海峡管理委员会”，负责区内航运、灯塔管理及领航等事宜；

（四）原属奥斯曼之阿拉伯及伊拉克地区领土割予英、法两国，成立新的保护地。其中卡拉塔施及马尔丁以南归叙利亚，摩苏尔以南归伊拉克；

（五）奥斯曼必须废除征兵制，全国兵力不得超过45,000人，且不得有重型武器及空军、海军，亦不可以有大型商船；

（六）奥斯曼帝国所得的税收优先支付战争赔偿及协约国占领军队费用；

（七）恢复治外法权。即使将来有任何政权继承奥斯曼帝国，治外法权仍然适用。土耳其人民入籍于任何一个协约国后，即受治外法权保障，毋需再向奥斯曼政府缴税；

（八）如条款的执行情况不合协约国之意，伊斯坦布尔将被占领。

看着《色佛尔条约》，我们是不是能联想到满清和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是的，古今中外，从不乏为了一族或一家的私利而贱卖另一族或全体国民利益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如此，穆罕默德六世苏丹亦然。

消息传来，土耳其举国震怒，但国力对比悬殊，太多人被恐惧压倒。凯末尔却血如寒冰，心如钢铁。他知道，土耳其民族陷入了绝境，胜利者不会顾惜失败者的死活，除非失败者把胜利者打倒。欧洲列强狰狞的脸，穆罕默德六世懦弱的脸，民众绝望的脸，一张张叠加，向他扑来。长夜里，他没有软弱地祈祷真主保佑，而是冷静地擦拭已经有缺口的长剑。有道是男儿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当同盟国宣告战败的时候，凯末尔就誓与天地共存亡。他要用刀刃砍钝敌人的白骨，也要用鲜血洗去民族的耻辱。

然而，现实是严酷的。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名存实亡，按编制分为9个军20个师以及4个骑兵团。实际上每师平均只2000人，配备1500支步枪，12挺机枪，8门炮。人民、战士对战争已极为厌倦，早上好不容易招来的兵，到晚上连人带枪都跑了。到底是战，还是降？是像奴隶一样苟活，还是像自由人一样去拼生死？

既然降亦死，战亦死，死国可也！凯末尔在安卡拉开办军官培训班，并通过他们把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精神逐步灌输给普通士兵。到1920年底，一支朝气蓬勃、勇于战斗、遵纪守法的新军逐渐形成。1921年初，新建的国民军在伊诺努镇两次击退希腊军队的进攻，振奋了土耳其人民捍卫民族主权的决心和信心。1934年，《土耳其姓氏姓名法》颁布后，指挥官伊斯梅特为了纪念当年的胜利，给自己定姓氏为“伊诺努”。

1921年7月中旬，希腊为扭转两次伊诺努战役失利的不良影响，国王康斯坦丁亲领二十万大军，向埃斯基色希尔—屈塔希亚方向发动空前规模的进攻，这时土、希军力相比为2：1，土军在优势敌军进攻面前节节败退。怎么办？身为大国民议会议长的凯末尔详细研究分析了战场形势，权衡利弊得失，决定采用防御战略，他果断下令全军后撤150公里，在萨卡里亚河东岸构筑新防线。1921年8月5日，凯末尔出任土军总司令，缓和了大撤退造成的消极影响。他立即颁发被称为“国民义务令”，动员民众用物质支援独立战争，并承诺建国之后偿还。民族解放战争是生死之战，存亡之战。8月23日，萨卡里亚战役打响。希军在兵力、武器装备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战线最近处离安卡拉仅40公里。此役若败，安卡必然沦陷，开战之时，凯末尔就下达了死守阵地的命令：“整个祖国就是阵地，我们的每一寸土地在用同胞鲜血浇灌之前，绝不丢弃！”

凯末尔身先士卒，从马背上摔下来，肋骨骨折。他在没有止痛针的情况下，勒紧绷带上马指挥，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撑起安纳托利亚的天空。在二十二个日日夜夜的战斗中，土军战士死3282人，伤13618人，军官死345人，伤1217人，他们用生命挽救了国家、民族的命运。希腊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官兵死伤总数达3万余人。萨卡里亚战役是土耳其革命的转折点，希腊从此失去了进攻能力。经过一年多的反攻，1922年9月9日，土军光复伊兹密尔，9月18日最后一名希腊军人逃离安纳托利亚，独立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10月13日，英法意军等协约国代表同十军西线司令伊斯梅特签订穆达尼亚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协约国的失败。1923年7月24日，《洛桑条约》签订，奠定了现代土耳其的版图。

不可否认，俄国给了土耳其大量援助，但是，美国当年给了国民党多少资助呢？更何况希腊也有英法两国的支持，土耳其苏丹对民族自救运动也多方掣肘，凯末尔不是预言家，他又怎能看到自己必然取胜？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远远比在高考考场上做历史分析题艰难。

对于骨折，我也深有体会。2015年5月，在骑车摔断右锁骨，嵌入钢板后，我在床上躺了三天，那种不间断的疼痛，我忍无可忍地惨叫。医生还安慰我：“你就知足吧！幸好不是肋骨断了，否则，呼吸都会疼痛，你还活不活？”就算是现在，止痛针并不能缓解太多，更何况不能多用。正是民族主义这一信仰，支撑着凯末尔不顾剧痛，收拾河山！

在2017年4月的省公务员考试，我的成绩惨不忍睹，以至于想放弃这条路。在我最痛苦的时候，看到凯末尔的蓝眼睛，想到凯末尔的忠心报国却被出卖，被发配叙利亚而意志消沉的时候；想到了凯末尔在战场上因敌人的强大而想到逃跑乃至投降的时候；想到了凯末尔摔断肋骨难以站立，但他最终把疼痛、失败全部抛下的时候，我的一点儿失败又算得了什么？！

人不可能随随便便成功，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作为汉民族主义者，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目前的情况下，汉民族的觉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家在压制汉族人的民族意识，而汉族人自身总体也较为麻木，但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凯末尔是在土耳其濒临亡国的时候让其起死回生的，而今天的汉民族，在科技方面远胜于一百多年前的土耳其人，我们有什么理由像怨妇那样悲观？铭记国耻，以仇恨之火，锻淬复仇的刀锋，方可一雪前耻！

革命胜利后，凯末尔严词拒绝请他加冕苏丹的提议，在1919—1931年间，他将革命战争、世俗化改革的实践形成了理论，就是“凯末尔主义”的六个箭头：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世俗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改革是比革命更艰难的战争，从那个时候，共和政体取代了君主专制，而奴役的臣民要向现代公民转型。

要改革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奴隶制，谈何容易？但凯末尔以他个人的野蛮制服了土耳其的野蛮，以他个人的独裁，实现了土耳其的民主。

1923年10月，凯末尔向全国人民宣布土耳其废除政教合一的旧体制，当即在全国范围内遭到激烈反对。在第二年，哈里发被驱逐，土耳其东部各省民众大规模叛乱，要求土耳其实施政教合一的旧体制，这种暴乱一直持续到1927年才被凯末尔的血腥镇压所终结。

面对各种阻挠，凯末尔多次遇刺，但他心如磐石！1925年9月，他下令包括宗教人士在内的土耳其人，禁止穿着宗教服装。对待因此而产生的大规模骚乱，凯末尔不惜对部分反叛者施以绞刑，强行推广现代服装制度。

1926年，土耳其《民法》颁布，规定了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废除了休妻、多妻制度，这同样引发了大规模暴动和随后的残酷镇压。1928年，凯末尔不顾总理伊诺努的疑虑，强行在6个月内实行了土耳其阿拉伯文字的字母化改革，他带着黑板走遍安纳托利亚，以新文字传递新思想。

对于现代民主制度构建过程中的暴力和专断，凯末尔心知肚明。1928年，他曾对到访的阿富汗国王阿马努拉说：“改革的成功依赖于绝对忠诚的军队，没有我的士兵，就不会有现代土耳其。”尽管连土耳其国内都有人指责凯末尔的雷霆手段和纳粹没有两样，但他的暴力改革却为伊斯兰教国家树立了现代化典范。

出于现实意义的考量，凯末尔依然保留了穆斯林身份，未公开宣布不信仰伊斯兰教，但他的蓝眼睛里，没有对宗教的虔诚，却有对民族无情的忠贞！正是这种忠贞，让他以铁血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铸就了新的民族。

由此可见，没有文明的野蛮，就不会有野蛮的文明。土耳其如此，中国亦然。作为进步主义者，当我们面对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无原则偏袒——无论是延续三十余年，流毒深远的“两少一宽”，还是大学里无处不在的“清真食堂”，这些严重践踏了法制和主体民族的正当利益，我们在隐忍，但这种隐忍绝不会没有底线！当积怨爆发的时候再谈和解，就如同对将死之人谈论理想那般可笑！汉民族能在东亚屹立千年，绝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会彻底清理历史积弊，也会用一切手段来维护尊严！

凝聚一个国家，需要的不是无原则地温情脉脉，更不是无限制地转移支付！是铁和血！是战与火！我们不必做优雅的白鹤，我们要像苍狼一样维护自己的生存空间！我们要以汉民族主义来凝聚力量！我们要参与民族间的角逐！长夜漫漫，我们不要消极地等待黎明，而要在暗夜里隐忍，直到太阳升起！

幼年丧父是凯末尔的最大不幸，时代的风云锻造了他刚毅而酷烈的性格，虽然成就了他的功业，也毁了他的幸福。后来他遭逢中年离异，对人世悲哀有切肤之感，终未再娶。在1938年初，凯末尔就感觉到大限将至，他留下遗嘱：私人财产除了极少部分留给妹妹，一部分用以保障他收养的孤儿接受高等教育，其余全部捐献给政府以及学术团体。时至今日，土耳其史学会和土耳其语言学会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他当时的馈赠。

1938年11月10日清晨，冬日温暖的阳光洒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凯末尔在多尔玛巴赫切宫孤独地离开了人世。如今，凯末尔长眠在国父陵，每年11月10日上午9点零5分，土耳其全国各地都要鸣笛志哀，提醒人们永远缅怀“阿塔图克”的教诲和功绩。他的事迹早已超越国界，在世界广为传播。阿富汗国王阿马努拉，伊朗国王礼萨汗都以土耳其改革为楷模，在本国尝试推行世俗化改革。埃及革命领袖纳赛尔·萨达特，突尼斯“民族之父”布尔吉巴等人都是凯末尔的崇拜者，决心在本国实现其开创的事业。同时期的中国人也高度评价土耳其的反帝斗争，蔡和森在《响导》杂志撰文，把凯末尔称作“伟大而有胆识的将军”，表示要学习他的斗争精神，“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

凯末尔没有任何亲生儿女，身后血脉彻底断绝，但他的灵魂却代代相承。那个英武的男子，对列强围攻，对国内猖狂的宗教势力从未逃避，而是以勇气和双手，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缔造出一个全新的国家。世界不同情弱者，残忍地撕碎了一切悲悯，弱者唯有自强，才有和强者平等对话的资本。生存意味着不断地反抗和斗争，不在反抗中重生，就在怯懦中求死！

命运对任何民族都没有特别的眷顾和仁义。要想在世间生存，就必须与之相争，这就是凯末尔能在中国人心中比甘地更能引发共鸣的原因。我族承载了太多太多的荣光和屈辱！五千年的历史，汉民族的扩张与异族的入侵，无不洒满鲜血。对那些文化传承已断，历史记忆模糊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我们为他们的灰飞烟灭感到悲哀，但他们留给我们记忆中的那些狰狞的伤口，每每读来也让人悲愤交加！

秋风渐息，英嗅弥香……当世间浮华褪尽，是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让我们感受到了土耳其民族千年不死的力量！虽然英雄有自己的祖国，但从他们身上传递出来的精神却能超越国界，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根发芽！

良莠疯长的世界，需要我们用耐心去厘清每一根野草，更需要用恒心对它们斩草除根！（秋英定稿于2019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