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称钱玄同是“我的朋友”，钱玄同也说自己是鲁迅的“老朋友之一”。他们之间的交往长达二十九年，这个过程被钱玄同总结为尚疏、最密、极疏三个阶段。“头九年（民前四~民五）尚疏，中十年（民六~十五）最密，后十年（民十六~二十五）极疏”。这种交往关系，既能使他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鲁迅，又能使他脱离亲疏关系的成见，以一种超然的心境，认识鲁迅，评论鲁迅。

钱玄同是在日本留学时认识鲁迅的，那是在1908年。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每个星期都要到章太炎先生处听课，见面机会虽然有了，但却很少说话。那时，鲁迅和周作人正在翻译《域外小说集》，“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等龌龊心理。”钱玄同读了《域外小说集》，认为“他们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

他印象很深，鲁迅为使翻译的文章更符合汉字的训释，特意向章太炎先生讨教，“以期用字妥帖。”这样，“《域外小说集》不仅文笔雅训，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

回国后，鲁迅在教育部供职，钱玄同则执鞭教学。1917年1月，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将《新青年》由上海带至北平，使它成为北大文科的同人刊物。陈独秀早慕鲁迅的大名，很想让他加入《新青年》行列，写写文章，以壮声色。这就是鲁迅后来所说的：“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此时，作为“愿意给它（《新青年》，作者注）当一名摇旗呐喊小卒”的钱玄同，已在《新青年》发表了很多战斗性的文章，他的文章风格独特，如鲁迅所评：“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文学革命是钱玄同和陈独秀所共同努力的目标，而让这个阵营壮大发展，又是他们的愿望和企求。

这一年，中国已经经历了太多的震荡，面临如此多的变故，鲁迅失望了，沉默了，用他自己话说，“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整天在绍兴会馆内抄写古碑文，把这当作“惟一的愿望。”

陈独秀想到了鲁迅，钱玄同更想到了鲁迅，因为，他对鲁迅的了解毕竟要深入的多。他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周作人先于鲁迅，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而鲁迅还没有文章送来，钱玄同有些急了，他说：“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了。自此以后，豫才（即鲁迅，作者注）便常有文章送来”。

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说：“初做小说是在1918年，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据周作人的记忆，钱玄同来绍兴会馆，也就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S会馆，时间当在8月，一共来了三次。这天晚上，钱玄同带着深度眼镜，夹着公文包，来到绍兴会馆，他的微胖的身躯刚一落座，脸上便沁出一滴一滴的汗珠。

钱玄同翻着鲁迅抄的古碑文，以不经意的眼光望着鲁迅，问道：“你抄这些有什么用？”又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鲁迅当然清楚，这是他在邀自己“入伙”，为《新青年》写稿件。《呐喊·自序》中记下了他俩当时颇有意味的对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来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了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被说服了，再也不抄古碑文，以笔作投枪，锋芒所指，当然是这“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它的意义就决非是一篇白话文小说，而是周作人所说：“如众所知，这篇《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这便是鲁迅，钱玄同所关心的思想革命问题，其重要超过于文学革命了。”

显而易见，如果不是钱玄同的催促，鲁迅的创作也许要推迟多少年，先生也许还会“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继续悠闲、隐默而颓唐着，文学革命的成果也许会是另一种表述文本。

多年后的一件事，使他们的关系罩上了黯淡的阴影。1926年6月，顾颉刚的《古史辩》产生轰动，其学术地位突显而上。而这恰是鲁迅、钱玄同两人关系不睦的起始。古史辩是由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倡导，而顾颉刚成绩最大。顾的年龄比钱小，成名又晚，其才识为钱所赏识，且多得钱的提携。

鲁迅是不赞成古史辩观点的，且又讨厌顾颉刚，故而撰文进行抨击，显然，所抨击的就不仅仅是顾颉刚一个人，自然也包括钱玄同。他们之间也开始少于走动，关系从此罩上了黯淡的色彩。

三年后的一天，鲁迅到孔德学校拜访马隅卿，恰好钱玄同也在座，看着名片上所印“周树人”三字，钱玄同笑着问：“你的姓名不是已经改成两个字了吗？怎么还用这三字的名片？”

鲁迅不高兴了，正色而严肃地说：“我从来不用两个字的名片，也不用四个字的名片！”

这里说的四个字，钱玄同知道是在讥讽自己的笔名“疑古玄同”，顿时脸上也布满了阴云。而在这时，顾颉刚走了进来，两人都愣了。鲁迅最不喜欢顾颉刚，而钱玄同则是顾颉刚的最要好的朋友，鲁迅坐不住了，很快便起身离开，自此，两人再也没有坐在一起。

鲁迅很不愉快，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还不忘描述这次郁悒的邂逅，“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即钱玄同，作者注），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少顷，朱山根（即顾颉刚，作者注）叩门而入，见我即踌躇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钱玄同在《两地书》中看到这封信，对鲁迅给自己的描述，也发了一番感慨：

“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作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 错，我是爱‘唠叨’的，从（民国）二年秋天我来到北平，至（民国）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民国）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 让他讨厌吧。”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这时，鲁迅已成为左翼文学之魂，受到青年的爱戴和颂扬，报刊多是溢美颂扬的言论。钱玄同对此不以为然，批评说：“青年们吹得他简直是世界救主”。他写了《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文章回忆了他们之间交往，指出鲁迅有三长三短，真的是说长道短了。

他说鲁迅的三大长处是：“治学最为谨严”；“绝无好名之心”；“有极犀利的眼光”。他举例说，鲁迅“无论校勘古书或翻译外籍，都以求真为职志”。他特别推崇《中国小说史略》，是“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至今还没有第二部书比他更好的，或与他同样好的”。这些著作都体现鲁迅的求真精神，“极可钦佩，青年们是应该效法他的。”

还比如：他治学和写作决非沽名钓誉，而是任凭“自己的兴趣”，这样在写作乃至成书后，“总不肯用自己的名字”，《会稽郡故书杂集》就是一例，这本杂集本是鲁迅编辑，且又作了序，可他在署名时，“不写‘周树人’而写‘周作人’”，他著书只求“精善，从无粗制滥造”，这“也是青年们所应该效法的。”

再比如：他的小说抉发的多是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大凡他的文章，真“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

除此，他指出鲁迅的三点短处，那就是：多疑、轻信和迁怒。多疑往往使鲁迅“动了不必动的感情”；轻信往往使鲁迅在发现自己中了说“好听话”的人的圈套后，与这个曾“认为同志”的人，“决裂而至大骂”；迁怒往往使鲁迅以自己的好恶为准则，他“善甲而恶乙”，甲亦应随之而恶乙，切不可与乙善，否则，“遂迁怒于甲并恶之。”

他还担心由于鲁迅提倡“小品文”和“幽默”文学，那种深刻冷峭的文风，容易将青年引导到“冷酷”和“颓废”的路上去。

钱玄同说他对鲁迅的批评，是基于他与鲁迅交往的事实，而除此之外，“我都不敢乱说。”这就是钱玄同的独特个性，他和五四那代人中的陈独秀、胡适相似，评人论事，不挟私见，力求共允，所谓“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

作者简介：张家康，文史作者。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 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国家级中文类核心期刊《传记文学》和《人物》《百年潮》《炎黄春秋》《名人传记》等报刊上，发表了诸多文章。这些文章中，多篇被文摘类报刊和香港《文汇报》、美国《侨报》等转载。多篇被一些丛书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