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顺日本后的尚泰】

尚泰（琉球语：ショーテー，1843年—1901年），琉球第二尚氏王朝第19代君主，也是琉球国的亡国之君。童名思次良金，名乘朝宪。他是尚育王之嫡次子，1848年即位，1866年被宗主国清国册封为琉球国中山王。任内先后与美国、法国、荷兰签订条约，打开琉球国门。而此时琉球的内忧外患达到极点，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并欲吞并琉球。1872年，尚泰被日本封为琉球藩王，位列华族。1875年，日本强迫琉球断绝与清国的宗藩关系，但尚泰坚持清日两属的立场，不愿接受日本的要求。而后尚泰派向德宏、林世功等偷渡清国求援，清国政府却反应消极。1879年，日本实行“琉球处分”，在琉球设冲绳县，将尚泰挟至东京软禁，琉球灭亡。1885年，日本封尚泰为侯爵。1901年，尚泰客死日本东京，享年58岁。

清国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年）七月初八日，尚泰生于琉球国首里城御内原，他是尚育王与王妃向元贞之次子，童名思次良金，名乘朝宪。他的长兄尚濬在尚泰出生第二年就以十三岁的寿命夭折了，有一弟名尚弼。

清国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九月十七日，尚育王薨，琉球依例派向大模（摩文仁按司朝健）前往“御国元”（祖国）——萨摩请求尚泰袭封，清国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四月十一日完成使命返回琉球。[1]同年五月初八日，尚泰即位，以琉球国中山王世子之名义视事。那时他才六岁，故由浦添王子尚元鲁摄政（四年后改由大里王子尚惇出任摄政）。清国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十三日，尚泰元服，意味着他可以处理政事。[2]清国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十九日，尚泰迎娶前三司官章鸿勋（佐久真亲方正孟）之女章氏为妃。[3]

【琉美修好条约】

尚泰时期的琉球处于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之中，琉球国财政困难、自然灾害频仍，舰队不时出现于琉球海面，令琉球人感到严重不安。清国咸丰三年（1853年），美国马休•佩里提督率领舰队叩关琉球，次年强迫琉球签订了《琉美修好条约》，这是琉球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从此琉球打开国门。清国咸丰五年（1855年），格冉提督（Guerlain）率领法国舰队至琉球，以武力胁迫琉球签订《琉法修好条约》。清国咸丰九年（1859年），昉•卡佩莱尔提督（vanKappeler）率荷兰舰队至琉球，签订《琉兰修好条约》。在此期间，精通多种西方语言的向永功（牧志亲云上朝忠）受到重用，并不断被提拔。[4]

西方列强势力进入琉球之后，琉球官员就对待西方国家的态度产生分歧并互相攻击，暗潮涌动的政局矛盾集中爆发于清国咸丰九年（1859年）的牧志恩河事件，在这次政治风暴中，日帐主取向永功、物奉行向汝霖（恩河亲方朝恒）、三司官马克承（小禄亲方良忠）等大批琉球官员受到牵连。[4]

尚泰是琉球历代国王中册封时间拖延最久的一个，到了他即位第十九个年头的清国同治五年（1866年）才获得宗主国清国的册封。这是因为当时清琉两国都不具备进行册封的条件。册封仪式对琉球国来说是靡费巨大的盛典，而当时琉球的财政非常困难，史载“近年以来，公费接踵，国课极乏，将来册封之需难以调备”[5]，加上欧美国家频频叩关，到了清国咸丰六年（1856年）六月才决定于四年后遣使请封。[6]于是琉球开始增加百姓赋税，并号召富民捐款。就在琉球紧锣密鼓准备册封之时，正是清国与太平天国交战正酣之际，外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时册封琉球国王显然不现实，于是琉球国又将请封时间推后四年。但是琉球国的财政状况仍不容乐观，除了增加赋税之外只能依靠富民捐款，并继续推迟册封。据《球阳》等史料记载，其时共收到捐款416万贯，至少有17人因向王府捐款而获赐家谱，列入士族。

准备得差不多了以后，琉球国于清国同治三年（1864年）以东国兴（津波古亲方政正）、毛发荣（屋嘉比亲云上）为进贡兼请封使，出使清国。但由于清国局势未稳，东国兴一行到清国同治四年（1865年）十二月十八日才抵达北京。清国政府乃任命翰林院检讨赵新、翰林院编修于光甲为正副册封使；另一方面，琉球国任命郑秉衡（真荣里亲方）为接封大夫，前往福州迎接册封使。琉球国还将萨摩监视琉球的“在番奉行”官吏全部隐匿于浦添城间村，萨摩船只通通从那霸港转移到北部运天港，避免萨琉关系暴露，这也是沿袭琉球两百多年来迎接大陆册封使的惯例。清国同治五年（1866年）六月二十二日，赵新、于新甲率人数达434名的册封使团登陆琉球那霸，还是琉球国世子的尚泰率百官前往迎恩亭恭迎。七月二十日，册封使前往崇元寺谕祭尚育王，八月二十七日，在首里城百浦添举行册封大典，宣读清国皇帝的诏书，封尚泰为琉球国中山王。十一月十日，册封使一行回国。[5]这也是琉球历史上最后一次册封。

此时的日本正陷入幕末的剧变期之中，琉球的“御国元”萨摩藩为了应付萨英战争、征伐长州、戊辰战争等一系列战乱，大肆扩充军备，迫使琉球国卷入。萨摩原本在清国咸丰二年（1852年）应琉球请求而中止贡糖制度，却在8年后予以恢复，征收琉球在过去8年间所应贡的75万斤糖，5年后又征收22万斤糖。而后萨摩欲派人去琉球搜集硝土，琉球王府表示反对，向在番奉行提出由琉球人搜集再献上，得到批准；接着，萨摩又要求琉球将制造枪炮用的铜金属材料无偿献给它，此外还在琉球境内颁布了“文替令”。萨摩接二连三的榨取令本来已十分凋敝的琉球经济混乱达到极点，不仅王府财政极度窘迫，百姓也穷困潦倒。萨摩藩为了怀柔琉球，“开恩”蠲免琉球于清国同治七年（1868年）所应缴的贡米。[4]但对琉球来说仅是杯水车薪而已。

不久后，德川幕府被推翻，明治政府建立，日本进入了明治维新的新时期。琉球国在清国同治七年（1868年）十一月收到了明治天皇改年号“庆应”为“明治”的诏书，这是日本中央政府的诏令首次直接传达琉球，但并未引起琉球方面足够重视。[7]随后萨摩等四藩提出奉还版籍，到清国同治十年（1871年）时，日本明治政府推出废藩置县之举，琉球的“御国元”萨摩藩一夜间变成明治政府的鹿儿岛县。这时琉球方面才真正感受到了变动，尚泰于当年九月召集百官会议，商讨如何应对时代剧变。商议的结果是争取维持琉球为萨摩附庸的现状，避免被日本明治政府直接统治，同时还幻想向明治政府请求归还琉球在庆长琉球之役时割让给萨摩的奄美群岛。[8]而日本内部也在围绕如何处置琉球展开议论，大藏大辅井上馨主张直接吞并琉球，左院（明治初年的立法咨询机构）则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应将琉球看作日清两属，但强调要将琉球隶属日本的事实明确化。[9]明治政府最终采纳了外务卿副岛种臣的“封尚泰藩王，列华族，遏其外交”[10]的建议，着手展开吞并琉球国的进程。

清国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鹿儿岛县派奈良幸五郎、伊地知壮之丞来琉球，正式向琉球王府通报萨摩藩改为鹿儿岛县，并宣布豁免琉球拖欠萨摩的一切债务，他们在给三司官的信中说琉球国体不予变革，仅劝告实行内政改革，同时又大谈琉球的祖先是日本人源为朝，与日本同文同种，而清国皇帝却是满洲蛮夷，非孔孟所许，又渲染英国的野心，暗示琉球及早有并入日本的自觉。[11]就在琉球为保全国体而庆幸时，同年六月，鹿儿岛县又派人来催促琉球派庆贺使到东京祝贺明治政府建立。此时琉球仍未察觉日本的真实意图，以为仍像过去“上江户”一样。于是任命尚健（伊江王子朝直）为庆贺正使、向有恒（宜野湾亲方朝保）为庆贺副使，向维新（喜屋武亲云上朝扶）为赞议官，率团出使日本。这次庆贺使团与过去“上江户”使团有诸多变化，如日本派人去琉球接使团上蒸汽船并做好周到安排、琉球使臣没有像过去穿中国明朝官服而是穿本国常服、拜谒日本天皇而非幕府将军等。但最大的震动是在谒见天皇之时。在谒见前，日本外务省把琉球贺表中的“琉球国中山王尚泰“强行修改为“琉球尚泰”，将干支纪年“壬申”改为“明治五年壬申”，还去掉了“伊江王子尚健”中的“王子”二字。九月十四日，尚健等正式谒见明治天皇，没想到日本方面却突然宣读了天皇册封尚泰为琉球藩王的诏书，内容是：

朕膺上天之景命，绍万世一系之帝祚，奄有四海，君临八荒。今琉球近在南服，气类相同，言文无殊，世世为萨摩之附庸。而尔尚泰能致勤诚，宜予显爵，升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咨尔尚泰，其重藩屏之任，立众庶之上，切体朕意，永辅皇室，钦哉！[12]

听到这封诏书时，尚健等人如梦初醒，据说正使尚健胸中狂乱，不知是接受还是辞谢；就连以亲日著称的副使向有恒也为之一惊。[13]但最后琉球使臣还是接受了这道诏书，从此琉球成为了日本的一个藩，并开启了日本吞并琉球的第一步。在日本期间，尚健等曾提出归还奄美群岛的请求，但明治政府的外务卿副岛种臣以经商议后才能决定的言辞来敷衍。[14]接着，副岛开始处理琉球藩的债务问题，虽然琉球拖欠萨摩藩的债务已被豁免，但仍有折合20多万日元的欠款，主要是萨摩琉球馆向日本商人所借的银两。明治政府本欲帮其还债，但琉球使臣坚持要自己还债，于是明治政府以大藏省为担保，从刚成立的东京国立银行以极低利息向琉球贷款20万元。[15]同年十二月琉球使臣离开东京经过鹿儿岛时，还清了琉球馆的债务。与此同时，琉球事务收归日本外务省管辖，伊地知贞馨（即伊地知壮之丞）被派驻琉球，过去萨摩藩设在琉球的在番奉行所被撤废，为那霸士族所垄断的大和横目、别当、侧用闻等职务也一并革除，大量那霸士族失业，琉球处分首先冲击了那霸。

当时，琉球将自己定位为两属之国，即唐土为父、日本为母，因此虽然遭日本“处分”为琉球藩而有所不满，但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琉球更注重自己与清国的关系是否受影响。清国同治十年（1871年）十一月，发生八瑶湾事件，琉球国宫古岛向首里王府的进贡船漂流到台湾，船上人员66人中有54人被台湾原住民杀害，剩下12名幸存者被清国政府接到福州，并护送到琉球。日本得知后，以此事向清国政府交涉，声称事发地为无主番地，将兴兵问罪，而其真实目的则是要取得将琉球收入囊中的名分。琉球方面知道日本要出兵后，极为惊恐，于清国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致函在番奉行，称“清国断不会置之不理，已有奏文上奏朝廷，观其结果，或申饬强暴者，或以礼部咨文询查之……敬希转圜，停止征讨”。[16]当时又有清国船只漂到八重山群岛，琉球主张自己解决，与派驻琉球的日本外务省官员伊地知贞馨发生意见对立，次年外务省命令琉球交出与美、法、荷的条约，又发生纠纷。尚泰派马兼才等前往东京请愿，日本决定暂不采取过激方针，于是在清国同治十二年（1873年）八月由外务大丞花房义质和伊地知贞馨两人以外务卿副岛种臣觉书的名义保证“若非抗衡朝廷，或因残暴之举而使庶民离散，固不作废藩处置，国体政体如旧，与支那之通交亦可一如既往”。[17]

日本不顾琉球的劝阻，仍于清国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悍然出兵台湾，又令琉球为八瑶湾事件中的遇害者举行祭奠仪式，琉球官员东国兴以举行祭奠仪式可能会“酿成国难”为由，请日本收回成命。[18]清国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清日北京专约订立，清国政府确认日本出兵为“保民义举”，并赔偿给日本55万两白银，其中10万两给遇难琉球人，日本就此取得了领有琉球的名分。就在清日两国为日本出兵台湾一事在北京唇枪舌战时，尚泰所派的进贡使毛精长（国头亲云上盛乘）出现在北京，令日本人甚是尴尬，愈发感到尽快撕毁承诺、断绝清琉关系的必要。同年冬，清国同治驾崩，光绪登基，按惯例琉球又该向清国派出庆贺使。日本实权人物大久保利通遂决定阻止琉球遣使清国，趁机断绝清琉关系。清国光绪元年（1875年）六月，内务大丞松田道之（日本已在上年将琉球事务由外务省移归内务省）出使琉球，要求琉球断绝与清国的宗藩关系，停用清国年号，废福州琉球馆，改用日本法律，由日本驻军，并谕尚泰入朝谢恩。尚泰忧虑成疾，借病谢绝去东京，令摄政尚健、三司官向居谦（浦添亲方朝昭）、毛有斐（池城亲方安规）、毛凤来（富川亲方盛奎）与松田道之周旋。他本人致松田一封长信，其中写道：

“本藩往昔之时，政体诸礼式不成立，诸篇不自由，隶属皇国、支那，蒙两国指挥，渐渐得成。藩用之物件，亦需两国调办。其外，不断承蒙恩恤，皇国、支那之恩，诚难举而尽言。两国实为父母之国，举藩奉戴，几万世不相替，笃志忠义。自今欲赴支那进贡、庆贺并请册封，如被禁止，不啻断绝父子之道，而忘却累世厚恩，必至失去信义之境。每虑及此，心痛不已。”[19]

【松田道之】

尚泰的这段话表达了琉球国的基本立场，即希望维持清日两属的状态，高举信义的大旗，抵制日本的绝贡要求。其后三司官与松田道之展开辩论，在面临松田以若英国进攻清国则琉球不保的威胁时，三司官强调：

“皇国于各国讲究交邻之道，本藩于支那则为父子之道、君臣之义。其情义之所系，至大至重，此乃无上之条理，与交邻之情义不可同日而语。守信义，乃万国所同好；失信义，乃万国所共恶。全万国同好之信义，岂非（明治）政府之盛典？且各国交际之际，应以信义处置。本藩以坚守信义为保国之要具。至于英支战争之事，乃未来之变故，必不可为。本藩坚信，只要不失信义，则无烦前途之忧虑。”[20]

在谈判过程中，松田道之的态度极其蛮横，他“怒声喝叱，极度苛责，宛如对待三尺小儿，众官因被松田叱责，夜不能寝，昼不能休，每日从早到晚，协议嚣然，胸燎肝碎，食不能咽，遂精神困倦，身体疲敝，如醉如狂，面色悉青，唯有叹息”。[21]此时琉球内部一片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汀志良次村的部分士人主张接受日本的要求，以免重蹈尚宁王的覆辙，但更多的琉球士族则强烈反对。前三司官毛允良（龟川亲方盛武）聚集百官，坚决抵制日本的要求，对尚泰及摄政、三司官施加很大的压力（这些人被称为“龟川党”）。[22]琉球政府与松田道之僵持两个月，松田见谈判一筹莫展，便中止谈判，于八月十二日启程返回日本，同时毛有斐等人也跟着去日本请愿。

【琉球末代国王尚泰】

尽管琉球政府与松田道之全力争辩，尚泰实际上还是部分服从了日本的要求。整装待发的庆贺使被取消了，接贡船也无法派出，因而进贡使毛精长一行被迫滞留福州。琉球士族群情激奋，他们认为尚泰懦弱，联名上书强调清国对琉球的恩德，呼吁尚泰坚定信念，决不接受日本要求，等待清国的救援。[23]又有数百人在首里城伏阙上书，称尚健、向有恒从东京领受了封王的诏书，酿成今日之国难，宜将其明正典刑，又要求日本政府返还琉球国中山王爵位。[24]龟川党人传檄各村，引起骚动，亲日派的家宅被打砸。[24]这样的混乱局面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整个琉球笼罩在亡国的阴影下。

清国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二十五日（12月10日），尚泰在与三司官向居谦商议后，派姐夫向德宏（幸地亲方朝常）、蔡大鼎（伊计亲云上）、林世功（名城里之子亲云上）偷渡清国，向清廷解释因日本强迫绝贡而无法排遣庆贺使与接贡船之事。直到这时，清国政府才知道了日本对琉球的所作所为。清国光绪三年（1877年）十一月，在日本请愿的琉球官员马兼才（与那原亲方良杰）又向刚来日本的清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求救。但是清国政府对此反应冷淡，认为对日本只能“以情理二字相驳诘”[25]，不肯采取积极措施，惟提出抗议。而日本则对清国政府的抗议置若罔闻，步步为营地吞并琉球。清国光绪四年（1878年）十二月四日（12月27日），日本命令琉球滞日官员毛凤来、马兼才、向维新等通通回藩，不再受理他们的请愿。同时，松田道之也出台了“琉球处分方略”，呈给内务卿伊藤博文，主张正式实行“废藩置县”之举。[26]清国光绪五年（1879年）正月初四（1月25日），松田道之第二次来到琉球，责问其派向德宏去清国求救、马兼才等在日本长期请愿不返、乞求欧美驻日使馆援助等行为，并要求立即呈上遵奉誓约书（即遵奉日本断绝中琉关系的指令）。[27]琉球政府认为清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必会出兵相救，因此抱定拒日态度，答复日本不能从命。[27-28]正月十四日（2月4日），松田愤然离开琉球，再次要求日本政府对琉球实行废藩置县。正月二十八日（2月18日），日本政府决定“处分”琉球，由松田道之负责。琉球亡国的命运也就降临到尚泰头上了。

清国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初三日（3月25日），琉球处分官松田道之率熊本镇台分遣队400人、警官160人、内务省官员41人抵达那霸，两天后接管首里城。尚泰以生病为由，派王弟今归仁王子尚弼迎接，松田当场宣布“废藩”。琉球政府不知所措，摄政尚健率50余名琉球士族向松田请愿，希望日本和清国协商后再定夺废藩之举，松田拒不受理，并命令尚泰搬出王府。尚泰没有反抗，接受日本要求，于日本国明治十二年（1879年）3月29日晚率宫人眷属搬出王府，移居中城王子（世子）尚典宅邸，据记载当时“士族官吏数百人围着驾舆，妇女和众人哀号者不知几许，实在目不忍睹”。[29]4月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设立冲绳县。自尚巴志王统一三山以来，立国四百五十一年的琉球国寿终正寝，尚泰就是琉球的亡国之君。

【归顺日本后的尚泰】

琉球处分以后，日本要求尚泰移居东京，尚泰称病推迟。天皇派遣敕使富小路敬直前去催促，琉球士民又不断请愿延期，最后由世子尚典先行赴东京。日本国明治十二年（1879年）5月2日，尚典抵达东京，日本政府不但没有批准尚泰延期的请求，反而就此把尚典留在东京。5月27日，尚泰被迫乘“东海丸”去东京，王子尚寅、尚顺、王弟尚弼、王叔尚健等100余人随行。6月9日，尚泰抵达东京，6月17日与尚典一同谒见明治天皇，叙从三位，开始了被软禁的生活。

此时向德宏等滞留清国的琉球人（脱清人）受尚典指令，进一步展开救国运动，呼吁清国“复我国土，还我君王”，清国政府不能不重视琉球问题。恰逢美国前总统尤里西斯•格兰特访问清国和日本，调停琉球问题，暗示以分割方式解决。清方依美国建议，提出“三分方案”，即冲绳群岛（中岛）归琉球、先岛群岛（南岛）归清国、奄美群岛（北岛）归日本，但被日本断然拒绝。随即日本也提出了“两分方案”，将先岛群岛割给中国，交换条件是修改《中日修好条规》，日本获得内地通商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是为“分岛改约案”。日本国明治十三年（1880年）8月至10月，清日两国在北京就该案展开谈判，清廷表示同意，并且企图在日本割给清国的南岛恢复琉球国，希望日本能释放尚泰。但是，日方拒绝引渡尚泰。清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奉命询问尚泰的意见，尚泰并不愿意在南岛复国。[30]日本国明治十三年（1880年）11月20日，林世功自杀于北京，清国政府也对分岛改约案转为反对态度。日本驻华公使宍户玑便以清方毁约为由拒绝谈判并归国，分岛改约案流产。

当时，在尚泰周围的琉球旧官吏分为两派，一派反对在贫瘠的南岛立国，应恢复琉球全境；一派支持在南岛复国，暂立他王，并认为他日如清国出现如乾隆一般的悍霸之主时，伐日而取琉球全境，便可中兴国家。尚泰表示不喜后议，并斥责他们说：“事（指恢复全境之事）成则奉我，事不成则弃我而另立他王乎？”[31]

日本国明治十五年（1882年）春，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驻天津领事竹添进一郎再次谈判分岛改约案，李鸿章有意接受，日本也作出了释放尚泰或尚典的让步。[32]此时尚泰的家令马兼才让毛凤来偷渡清国，向清国政府请愿恢复琉球全境，故清国政府最后还是否决了这一方案。日本国明治十六年（1883年）以后，清日之间便没有再就琉球问题展开协商。到甲午战争清国战败，清国政府不再提琉球归属，琉球问题这才尘埃落定。

【尚泰的葬礼】

尚泰也不再对复国抱希望了。日本国明治十六年（1883年），日本商船株式会社创立之后，尚泰委托日本商人以日本政府支付的10%利息的公债证书20万日元为本金入股，成为该公司的大股东。他后来也成为是日本铁道株式会社的大股东之一。[33]

日本国明治十七年（1884年）7月，日本政府为笼络人心，允许尚泰回冲绳祭祖，尚泰亦发誓返乡后决不煽动旧士族。[34]当年8月23日，尚泰抵达那霸，开始了为期5个月的返乡之旅。他上岸后，琉球士民欢天喜地，云集雀跃，又在那霸举行盛大的篝火宴会，山海如涌，彻夜狂欢。[35]此时的尚泰对琉球复国持否定态度，在琉球期间，他戒谕琉球士民顺从日本统治，甚至斥责前往中国求救的行为是“添乱”。[36]明治十八年（1885年）5月2日，尚泰获封侯爵。[37]

在这次返乡之后，尚泰再未踏上故国的土地，但他的第二子尚寅、第四子尚顺于日本国明治二十年（1887年）回到琉球定居。二人试图在琉球经营铜矿，但没有成功。后来，尚泰在大坂设立了丸一洋行，将琉球的商品贩卖到日本本土，赚取大量利润。

日本国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尚泰当选日本贵族院议员。翌年加入东邦协会。日本国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清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尚泰之子尚寅、尚顺发起“公同会运动”，要求冲绳县令一职由尚家世袭并使琉球拥有高度自主权，获得不少士族的响应，在短时间内就收集到七万三千多人的签名，并向日本政府递交《特别自治请愿书》[38]；而另一部分士族则依然坚持复国主张，推选向志礼（义村按司朝明）为代表，以反对公同会之事赴东京谒见尚泰，但尚泰称病不予接见。[39]册封尚泰为冲绳县令或冲绳岛司其实在清日谈判琉球问题时曾作为妥协方案被日本考虑过，但这时清国已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日本在琉球完全予取予求，更没必要顾及琉球人的意愿了，所以自治请愿被拒绝。日本国明治三十年（1897年），公同会运动失败。

日本国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8月19日，尚泰因急性黏膜炎死于东京，享年59岁。他的灵柩被“球阳丸”送回琉球，按照琉球历代国王的习惯，葬于玉陵，灵位奉安于圆觉寺。两年以后，尚典等琉球王族为了融入日本华族阶层，开始放弃琉球的传统，语言也从琉球语改为日本语。

清国咸丰年间，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积极主导琉球对外开放，并以琉球为媒介来购买西方军舰大炮，增强本藩实力，导致琉球分化为反萨的尚惇、毛恒德（座喜味亲方盛普）一派（黑党）和亲萨的马克承、向永功、向汝霖一派（白党）。以清国咸丰八年（1858年）岛津齐彬暴卒为契机，两党斗争日益白热化。翌年毛恒德解任三司官，琉球要选举一人来顶替其空缺之职。黑党开始对白党发起总攻击，弹劾向永功为当选三司官而行贿。随后马克承向在番奉行市来四郎与园田仁右卫门说情、暗中操纵选举让向永功当选之事也被检举。后来，向永功、向汝霖二人为萨摩藩购买军舰一事东窗事发，当时琉球百姓普遍对萨摩藩持反感态度，当得此事后非常震惊，呼之为“国贼”。接着又有传言称马克承等人阴谋废黜尚泰，欲拥立尚慎（玉川王子朝达）为王。此时，萨摩新藩主岛津久光正在清算齐彬一派，所以白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尚泰急忙命尚健等人审理此事，向永功、向汝霖、马克承相继被罢官和拘禁。尚泰最初听从摄政尚惇的意见，支持黑党；后来国母（太妃）向元贞直诉白党无罪，转而支持白党；不久后，尚泰又改变了意见。向汝霖不堪拷打，瘐死狱中；琉球一代杰出的外交官向永功被发配八重山群岛，后在市来四郎的求情下改逐至萨摩，途中蹈海自尽；马克承判处禁闭。由于主要涉案者向永功和名牧志朝忠、向汝霖和名恩河朝恒，故此案被称为“牧志恩河事件”，为惊动琉球末年的大案；又因该疑狱同样发生于日本安政年间，故在日本又称之为琉球的安政大狱。

尚泰年间，琉球国的内忧外患达到顶点，尚泰应对的策略是祈祷和请愿。清国咸丰十一年（1861年），当尚泰获悉“中国贼兵（指太平天国等起义）昌炽，骚扰不堪，况又北京有英、法、俄三国夷人，但振威势，闯入城内，猖獗不堪”等事时，“深为轸念，意欲扫尽贼氛，除去夷人，早享太平之福，乃祷告各神”，于是亲率百官前往首里森御岳、圆比屋武御岳、圆觉寺、天王寺等各处神社寺庙为清国祈祷。[40]日本爆发戊辰战争时，尚泰为祈祷“御国元”萨摩藩坚若磐石，永远安泰，下令全国寺社进行祈祷，“其时或有圣驾亲临，或有遣王子，或有遣按司，自各官员，至士筑登之座敷，共行陪祷。又饬禅家圣家僧等，告祷佛神。且著在于七社宫，以行祷告”，平等所（法院）也停止审判犯人，禁止民众一切杀生行为。事后尚泰为向萨摩表忠，派向德宏出使萨摩，献上祈祷牌。[41]进入1870年代，琉球发生奇荒，台风、旱灾接踵而至，饿殍遍野，又在清国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国光绪元年（1875年）之交发生两次大地震，尽显亡国之兆，对此尚泰命全国寺社祈祷。清国光绪元年（1875年）日本要求琉球断绝与清国的宗藩关系时，尚泰也是每日向神佛祈祷，其后毛有斐等人上东京请求日本政府收回成命，尚泰又命各处寺社祈祷日本政府接受琉球的请愿。尚泰的这一政策被称为“祈祷政策”。[42]

除了祈祷之外，尚泰在面对外压时，还采取请愿政策。在他即位之初，就为驱逐来琉球的西方人屡次派使臣向宗主国清国“请谕”。在位后期，面临日本政府逼迫断绝清琉关系，与松田道之谈判破裂，他又派毛有斐、马兼才、向德宏、向维新、向嘉勋（内间亲云上朝直）、翁逢源（亲里亲云上盛英）等一干官员跟着松田上东京请愿，后来除了毛有斐、向维新以外，其他人回到琉球，接着马兼才再次赴日，其后毛凤来又加入请愿行列中。[41]琉球的请愿被称为“叹愿”，琉球官员在日本活动三年有余，所有“叹愿”均遭日本政府无情拒绝。到了清国光绪四年（1879年）琉球处分之时，琉球士民仍在请愿。琉球的请愿一直持续到甲午中日战争后的公同会运动，几乎无一被日本政府接受。

尚泰年间，琉球王府财政危机加剧，经济十分困难。此时由于萨摩的压迫，使琉球国的经济雪上加霜。当时，萨摩藩为了加强军备、增加财政，便要铸造琉球通宝，用了许多铜，造成铜的储备量不足，铜钱价值高涨，乃下令以一文铜钱兑换二文铁钱，即“文替令”，作为萨摩附庸的琉球也被迫于清国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开始实行文替。到清国同治七年（1868年）时，铜钱一文抵用铁钱三十二文，不仅铁钱（延钱）因兑换率暴涨而停止流通，铜钱（诘钱）也从萨摩流入琉球，加之萨摩内部的通货膨胀，导致了琉球也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史载“铜钱一文抵用铁钱二文以来，除谷项外，日用物件其已价贵……世上人氏甚致辛苦”。[4]但为了维持与萨摩藩的贸易关系，琉球依旧追随萨摩藩进行文替。琉球王府和“地头”阶层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将“文替”的负担转嫁到百姓头上，如规定夫役钱（代替琉球百姓为王府和“地头”阶层服役的钱）以铜钱计算、物品公定价格（琉球王府自17世纪以来规定的物价，一直未变，远低于市价）以铁钱计算，命令百姓用物品来充当夫役钱，这样就可以趁机榨取大量物品；又如琉球王府向农民购糖时采用以铁钱计算的公定价格，也利用文替令的机会攫取利益，百姓的生活也就更加困苦了。直到清国同治十年（1871年）萨摩藩再次传达文替令时，琉球表示实在难以从命，得到萨摩允许，对琉球百姓来说噩梦般的文替令才终结。[4]

尽管琉球王府利用文替令压榨百姓，其财政危机仍未缓解。清国同治五年（1866年）的册封仪式对琉球国是一个巨大负担，册封结束后琉球累计拖欠萨摩金币4848两、银币80500两、铜钱346835贯740余文。[4]萨摩琉球馆的欠款也在急剧攀升，原来琉球国透过萨摩琉球馆向萨摩藩指定与琉球馆交易的御用商人（称为“用闻”或“立入”）预支银两，购买琉球所需的各种物资，以琉球财政支柱的黑糖作为还款，这些商人也获得了购买琉球土特产的特权。自清国同治四年（1865年）以来，萨摩商人不断提高贷款利息，到清国同治十年（1871年）时已达25%，萨摩琉球馆因此濒临破产。次年，日本明治政府变琉球国为藩，要帮琉球还债，被琉球婉拒，最后由东京国立银行以极低利息贷款20万元给琉球，使琉球得以还清萨摩琉球馆所拖欠的债务。由萨摩藩演变的鹿儿岛县也宣布豁免过去琉球欠萨摩藩的钱，琉球的财政危机这才解决，但离亡国也不远了。

尚泰年间，继续推行崇儒政策。清国同治七年（1868年）派首里出身的毛启祥、葛兆庆和久米出身的林世功、林世忠四人作为官生前往清国国子监留学。其中只有林世功一人学成归国，其他三名官生在留学过程中相继死亡。

清国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日本宫内省派人赴琉球，以“言志”为题征集琉球人的迎新诗歌。尚泰遂于首里城东苑举行雅集（琉球称为“文会”），百官陪同，缙绅布衣百余人参加，要求与会者以“言志”和“莺出谷”为题作汉诗、琉歌或和歌。汉诗经东国兴、琉歌与和歌经向有恒检点校正后，由讲读师在尚泰席前一一朗读，而后与会者各赐以茶果，这次雅集“实古今未曾有之文会盛事，举国士人无不感发”。[43]

【伯德令】

尚泰继位后，仍被尚育王时期英、法军舰频频来航以及英、法传教士来琉球的问题所困扰。尚育王末年，法国把伯多禄（P.M.LeTurdu）和亚臬德（M.Adnet）二名天主教传教士留在琉球，英国把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兼医生伯德令（BernardJeanBettelheim，犹太人）留在琉球，琉球迫于英、法武力，不得不供应他们的饮食起居，令琉球人十分头疼。从尚育王末年开始，琉球方面就不断请求宗主国清国与英、法交涉，赶走这些传教士。尚泰即位之际，亚臬德死去，伯多禄也离开了，只剩伯德令一家人。清国虽应琉球要求与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和文翰交涉，但英国公使反复强调琉球在清国版图之外、自己无权强制伯德令离开。伯德令在琉球一呆就是8年，清国咸丰四年（1854年）才随佩里舰队离开琉球。后来又来了几名传教士，但琉球限制他们活动，他们在琉球的传教收效甚微，都很快离开了。1860年代以后不再有西方传教士来琉球。

就在琉球为伯德令赖着不走而苦恼时，清国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美国苦力船“罗伯特•包恩”号（RobertBowne）上的华工暴动，劫持船只，漂流到琉球石垣岛，是为罗伯特•包恩号事件。琉球地方官接纳了船上人员，由于没有察觉到“唐人”和“异国人”的敌对关系，竟让船上美国人溜走。两个月后，英国船只“百合”号（Lily）和美国军舰“萨拉托加”号（Saratoga）无视琉球国的主权，先后擅自登陆石垣岛搜捕华工。琉球王府在请示了清国以后，于次年九月将幸免于难的华工送往福州安置，并将死者就地埋葬，是为石垣岛上的“唐人墓”。

琉球一直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但自从岛津齐彬任萨摩藩主以后，采取鼓励琉球开国通商、作为萨摩对外贸易的据点的政策。琉球虽有微词，但难以违抗“御国元”的指令，便开放了国门。琉球与美国、法国、荷兰签订的条约如下表：

1854年7月11日《琉美修好条约》,美方马休•佩里与琉方尚宏勋、马良才 签署

1855年11月24日《琉法修好条约》,法方尼古拉斯•弗朗西斯•格冉与琉方尚景保、马良才、翁德祐签署

1859年7月6日《琉兰修好条约》,荷方昉•卡佩莱尔与琉方尚凤仪、翁德祐 签署

在这些条约中，《琉法修好条约》是法国人用刺刀逼迫琉球签订的，因为其中加入了琉球国难以容忍的租借土地、修筑公馆等内容，不过该条约并未被法兰西第二帝国批准。萨摩藩虽然在背后操纵和监督琉球谈判，但继续采取隐匿萨琉关系的方针，因而在这些条约中琉球都用清国咸丰年号，签字人也全署汉名。这些条约签订后，西方人并没有来琉球贸易，反倒是传教士不久后在琉球销声匿迹了，所以琉球并无西方人踪影。日本吞并琉球时，琉球官员马兼才曾在清国驻日公使何如璋的建议下依据这些条约向美、法、荷驻日使馆请愿，但无效果；美、法、荷三国也爽快地向日本政府交出了他们与琉球签订的条约。

清国同治八年（1869年）台风袭击琉球。尚泰为刚逝去的闻得大君、尚温王之妃向氏守灵，当在他在灵堂中卧下休息的时候，近臣向廷翼（喜舍场筑登之朝贤）趁机向尚泰言及来年可能有大饥馑、老百姓已经卖儿鬻女之事。尚泰听后，直立起来，连叹呜呼。向廷翼以为自己说错话，赶紧闭上嘴，然后尚泰继续卧下休息。第二天，尚泰唤来三司官，令其从速购米，于是三司官派人从萨摩购入大米。由于尚泰及时买米，第二年琉球虽颗粒无收，却并未发生饿死人的事件。向廷翼评论说：“依是观之，尚泰王恤民之心出于天性、所为毫无矫饰可知矣。昔梁惠王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仓廪以赈之，比之有天壤之悬隔。”[44]

尚泰曾说：“我国若有错误，逢清朝之咎时，犹得辩解；如萨摩谴责，则虽一片纸亦断不可忽之。”这也是尚氏的祖训，所以尚泰十分畏惧日本。清国光绪元年（1875年）日本派松田道之要求断绝中琉关系时，尚泰虽不情愿，但慑于日本淫威也曾一度动摇，下令遵奉明治政府的命令。抗议日本的百官垂头丧气地退出王府，各自回家，途中有人嚎泣道：“首里中岂无人耶？何不速出救乎？”于是众人又返回首里城，在王府伏阙涕泣，请求尚泰拒绝接受日本要求。尚泰害怕，不得不收回成命，百官闻命后破涕为笑，在王府前整好队列，向阙叩头四拜后离去。[45]

尚泰面临内忧外患，采取“祈祷政策”，到清国光绪元年（1875年）日本要求绝贡时，这种祈祷政策发挥到极致。近臣向廷翼对尚泰向神佛祈祷的迷信行为看不下去了，进谏道：“国家之兴废存亡，系于君臣齐心协力，勤于政事，非鬼神所关。”尚泰说：“你有何见解？说来听听。”向廷翼引用了中国春秋时代虢国迷信鬼神而最终灭亡的事迹，尚泰听后默然，而迷信鬼神一如既往。[46]

吟咏汉诗并非尚泰的爱好，但他有时也会写出意外的佳句。清国同治八年（1869年），王弟尚弼受封今归仁王子，尚泰赐其金扇，并在扇上题诗道：“金扇赐来无别事，能教一郡被仁风”。诗句引用了中国东晋袁宏的典故，表达了对尚弼的期许。当年三月经常下雨，尚泰作诗：“天上留余滴，半颁施六月”，侍讲官东国兴赞叹道：“高妙，恐杜甫、李白不可过此！”[44]

尚泰好咏琉歌，口中随时吟出辞句。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作品是他被软禁在东京时所写的，试译如下：

久未扬鞭今始行，霞起山中花似锦。

春雨湿袖花散飞，庭中梅香惹人醉。

明月落山端，高处不胜寒。

高枕满穗稻，深藏功与名。

南望海风凉，能否看见熟悉的故乡？

海中的光是那渔火，抑或是苦苦思念的萤火虫？

何时再能赏笑梅？等待中，吾心已憔悴。[47]

一般将尚泰评价为开明之君，尤其在战前冲绳的知识分子中。亲泊朝擢和比嘉春潮便是如此评价的，真境名安兴以及编纂《尚泰侯实录》的东恩纳宽惇则给予其更高的评价。如东恩纳宽惇写道：“侯（指尚泰）生外交多事之际，深察大势之所趋，又常瞻仰（明治）维新之洪谟，虽有恭顺之意，然事违其志，竟烦（日本）政府，至于难解难分之境地。侯深耻是事，故到尚泰至急上京之命下发时，有司眷属皆惶惑，（尚泰）斥其踟蹰悲叹，断然自令，对以遵奉之旨。明治十二年上京之后，坚决闭门绝客，以花卉为伴，以读书为乐。其所留之手泽，至于哲学、宗教、医药、卜筮无不网罗。侯通药饵之术，能自治微恙。”[48]不仅是这些人，生于明治、大正时期的知识分子也评价尚泰为明君。关于这种评价的理由，简单说来其主要依据就是，尚泰在最后的关头并没有致使社会混乱，而是接受了废藩置县。从而可推测尚泰和周边官僚不同，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时代的潮流，因此他被评为开明之君。

父：尚育王

母：向元贞（尚育王妃，佐敷按司加那志）

妃：佐敷按司加那志章氏（童名思真鹤金，号贤室，父为章鸿勋（佐久真亲方正孟），清国同治七年（1868年）生真鹤金翁主时难产而死，享年26岁）

夫人：松川按司毛氏（童名真鹤金，父为毛其昌（美里亲方安纲））；平良按司向氏（童名真鹤金，父为向氏高宫城亲方朝功）

妻；山本テウ；片山テイ；松本コウ；田中コウ；神田ナツ；田中ハナ

子女：长子尚典（中城王子朝弘，母为妃章氏）；次子尚寅（宜野湾王子朝广，母为妃章氏）；三子尚兴（享年2岁，母为毛氏）；四子尚顺（松山王子）；五子尚秀（玉城尚秀，玉城御殿养子）；六子尚光；七子尚时；长女津嘉山翁主（童名真鹤金）；次女安室翁主（童名真锅樽）；三女牧志翁主；四女嘉手苅翁主；五女政子（汉那宪和之妻）；六女八重子（东逸泉（神山政良）之妻）；七女千代子；八女君子；九女小夜子；十女铃子；十一女贞子。

[1] 《中山世谱》附卷六。

[2] 《咸丰七年丁巳二月尚泰样御元服御双纸》（尚王家关系资料第25号）。

[3] 东恩纳宽惇《尚泰侯实录》，第134页。

[4] 《球阳》附卷四。

[5] 《球阳》卷二十四。

[6] 东恩纳宽惇《尚泰侯实录》，第102页。

[7] 东恩纳宽惇《尚泰侯实录》，第167—168页。

[8] 东恩纳宽惇《尚泰侯实录》，第175—177页。

[9] 《日本外交文书》明治年间追补第1册，第223—227页。

[10] 日本外务省编《台湾琉球始末》卷5，第11页。

[11] 东恩纳宽惇《尚泰侯实录》，第183—189页。

[12] 东恩纳宽惇《尚泰侯实录》，第211页。

[13] 尚球《废藩当时之人物》，第10、16页。

[14] 喜舍场朝贤（向廷翼）《琉球见闻录》，第11页。

[15] 《冲绳县史》十二，第33页。

[16] 东恩纳宽惇《尚泰侯实录》，第204—205页。

[17] 日本外务省编《琉球处分》上卷，第246页。

[18] 津波古亲方（东国兴）《口上控》，收入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锅岛直彬冲绳关系文书》。

[19] 喜舍场朝贤《琉球见闻录》，第31页。

[20] 喜舍场朝贤《琉球见闻录》，第50—51页。

[21] 喜舍场朝贤《琉球见闻录》，第98页。

[22] 喜舍场朝贤《琉球见闻录》，第103—104页。

[23] 喜舍场朝贤《琉球见闻录》，第113—114页。

[24] 喜舍场朝贤《琉球见闻录》，第118—119页。

[25] 《清季外交史料》卷15，第11—13页。

[26] 松田道之《琉球处分》，第201—213页。

[27] 松田道之《琉球处分》，第189—191页。

[28] 喜舍场朝贤《琉球见闻录》，第144页。

[29] 横濑夜雨《明治初年之世相》，第233页。

[30] 何如璋《茶阳三家文钞》卷2，第10—12页。

[31] 喜舍场朝贤《琉球见闻录》，第192—193页。

[32] 《冲绳县史》十五，第334页。

[33] 《冲绳县史》十三，第894页。

[34] 东恩纳宽惇《尚泰侯实录》，第434页。

[35] 西村舍三《御祭草纸》，第49—50页。

[36] 《冲绳县史》十三，第318页。

[37] 东恩纳宽惇《尚泰侯实录》，第436页。

[38] 《那霸市史》资料编第二卷中四，《公同会关系资料》。

[39] 《向姓家谱（义村家）》，三世志礼：“明治廿八年日五月廿日，为公同会反对陈情事，为总代，乘球阳丸出港，廿一日到名濑，廿二日到鹿港上陆，投宿旅馆，廿三日开船，廿五日到神户，投蓬莱馆。廿六日早朝，喜屋武亲方、比屋根氏两人来，因主上有恙，止上京。”

[40] 《中山世谱》卷十三。

[41] 《中山世谱》附卷七。

[42] 熟保美子〈对幕末琉球之外压的祈祷政策〉，《南岛史学》第62号，2003年。

[43] 喜舍场朝贤《琉球见闻录》，第14页。

[44] 喜舍场朝贤《东汀随笔续编》卷九。

[45] 喜舍场朝贤《琉球见闻录》，第107—117页。

[46] 喜舍场朝贤《东汀随笔》卷五。

[47] 东恩纳宽惇《尚泰侯实录》，第448—449页。

[48] 东恩纳宽惇《尚泰侯实录》，第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