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南明史终于交付出版社了。说来话长，1982年写完《明末农民战争史 》，就开始了南明史的撰作。大约写了一半草稿，由于一些原因曾经一度搁置。原因之一是我感到明代的卫所制度和相关问题非常重要，值得下功夫去探讨。于是，在教学之余集中时间收集有关卫所的资料 进行研究，从1986年起发表了一组这方面的论文。卫所制度的探讨刚有头绪，关心南明史的朋友经常询问书稿的进展情况，出版部门也来联系。自己在《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前言里许下诺言要出《南明史》 作为"姊妹篇"，姐姐早已出世，妹妹却不见倩影，岂非失信于读者。这样，不得不翻出旧稿，重新开手。

本书的初稿在1990年底以前就写出来了。可是，总觉得不满意。尽管热心的出版社编辑催稿信多 达数十封，却迟迟未能交稿。南明史牵涉面太广，头绪太多，史料既庞杂又往往在关键问题上缺乏可信的文献，弄清事实真相殊非易事。经过反反复复的查找材料，增删修改，许多章节是改乱了重抄，誊清后又 改，一拖就是五年。自己也陷入矛盾的境地，南明史不交稿，腾不出手来从事其他问题的探索，熟悉和未曾谋面的朋友不断催促，又形成一种压力，拖延下去不是办法。然而，南明史中确实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继 续作深入研究，凭借个人绵薄之力想查个水落石出，可谓不自量。何况，我还发现在反复加工中有时会花费无谓的劳动。清人袁枚说过:"因忆四十年来，将诗改好者固多，改坏者定复不少。"真是经验之谈。 那么，就这样交稿吧，敬听读者的批评。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多得内子何龙素从旁协助，谨此致谢。

顾诚

1996年5月15日

全书完

顾诚（1934.11－2003.06.25），男，江西南昌人，有国际声誉的当代明清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原教授、博士生导师。生前仅有两部专著面市：《明末农民战争史》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南明史》获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顾先生生性耿直，视学术为生命，孤灯长夜，治学谨严，是当代考实之学的杰出代表，在明帝国疆域管理体制(卫所制度)、人口、耕地及明清易代史事(南明史)等领域均有精深独到的研究，学术成果和历史结论在明清史学界具开创和奠基意义。先生还是学界公认的“三好”学者：外语好、学问好，文笔好。翻开一部专著或论文，即开启了一段美好而难忘的史学历程。

他在《明前期耕地数新探》（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注：《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和《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三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明初全国土地分属于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的观点，认为明代军事系统的都司、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同行政系统的基层组织——州县一样是一种地理单位，管辖着大片不属于行政系统的明帝国疆土。洪武二十六年官修《诸司职掌》中所载近850万顷土地包括军事系统管辖的土地，军事系统管辖土地包括军士的屯田和代管民籍人口耕种的土地。军事和行政两大系统之间具有可转换性，总的趋势是从都司、卫所辖地内划出一部分设立州县，但卫所辖地行政化在明代进展有限，这一进程直到清代才告完成。部分卫所辖有大片疆土的观点最早由解毓才在《明代卫所制度兴衰考》（注：《说文月刊》1940年第2卷。）一文中提出，解先生称之为“实土卫所”。顾诚的研究将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此基础上，顾诚又发表了《谈明代的卫籍》（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 期。）一文，对卫所管理的卫籍人口以及卫籍人口与州县军户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顾诚教授对明代卫所制度的基本观点主要体现在四篇文章，即《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明帝国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和《谈明代的卫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这四篇文章系统论证了明朝疆域管理的“两大系统”理论，即行政系统（县、州——府、州——布政使司、直隶府州——六部）和军事系统（卫、直隶都司的千户所——都司、行都司、直隶卫——五军都督府）各自管辖两种不同的“地理单位”，都司卫所是具有独立管辖权的“地理单位”，管辖田地、人口不隶属于司府州县。这一理论涉及到明代社会经济领域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一是明帝国的耕地数，二是明代的官田数，三是清代耕地数与明代田亩数的比较，等等，并涉及明代人口管理，尤其是军户管理问题（卫籍）等。顾先生曾计划围绕卫所制度对明朝相关领域的影响到清代的改制进行综合研究，形成一部专著（顾诚：《我与明史》，载《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91-404页），惜不幸病逝，未克完成。可以说，顾诚先生以四篇论文揭示了明代卫所制度的基本属性及其在明朝管理运行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他的明朝疆域管理理论，对把握明清两代田地、户籍等管理体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