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弓箭的诞生，汉字中有了一个新字——射。

在甲骨文中，“射”字就是箭在弦上，箭头或向左，或向右；金文出现后，“射”字的箭头统一向左，并在箭尾多了一只手；篆文将弓变成了“身”，箭变成“矢”，最后，手状的“寸”又代替了“矢”，“射”字就这样形成了。《说文解字》曰：“射，弓弩发于身而中于远也，从矢从身。篆文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

从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再到后羿射九日、刑天与帝争神等神话传说，无不反应了人们对军事武功的崇拜。进入皇朝时代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论祭祀还是军事，弓箭都扮演了无可替代的核心位置。

关于弓箭的记载不绝于史，比如《国语·楚语下》：“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周礼·夏官司马·射人》：“祭祀，则赞射牲”;《周礼·夏官司马·射鸟氏》：“祭祀，以弓矢驱乌鸢”。在《白虎通·乡射》中甚至记载，“天子所以亲射何？助阳气达万物也！”，这已经将弓箭文化提升到帮助“阳气”与万物生长的宇宙高度。

弓箭常常被赋予神圣的宗教意味，箭矢具有神秘的巫术力量，如《周礼·秋官司寇·庭氏》中记载：“庭氏掌射国中之夭(妖)鸟，若不见鸟兽，则以救日之弓与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则以大阴之弓与枉矢射之。”

《礼记·射义》曰：“射者，仁之道也。……故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功成则国安，故曰射者，所以观盛德也。”弯弓射箭作为考核人才的标准，不仅仅只是一种技艺。

“孔子复周礼”，以能射者为尊，“射”甚至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为贤德的尺度，“修身而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则将安能以求饮”。孟子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在儒家看来，“射”与“仁”、“礼”有着密切的关联，“故事之尽礼乐而数为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射箭完全是一种礼乐教化的方式。

“天子作弓矢威天下，天下盗弓矢以侮天子。”尚武成风的商周时代，弓箭被赋予了深刻的人文内涵，被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制度——射礼。

按照《礼记·射义》的解释，射礼不仅选拔一般的人才，即使贵为诸侯，也要通过射礼来选拔。“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

商周贵族普遍推崇射礼，尤其是大射礼和乡射礼，在当时贵族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射艺还在以“六艺”为主要内容的奴隶主贵族阶级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五射”是指五种射技，依次为白矢、参连、剡注、襄尺和井仪。白矢是箭穿靶子而箭头发白，表明发矢准确而有力;参连是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矢矢相属，若连珠之相衔;剡注是说矢发之疾，瞄时短促，上箭即放箭而中;襄尺是臣与君射，臣与君并立，让君一尺而退;井仪是指四矢连贯，皆正中目标。

在周朝官制中，“射人”是一个重要的职务，他们除了掌管射仪之外，重要的人事安排也都由其掌管，并负责祭祀、朝聘、出征、大丧等重要礼仪。即使到了秦汉魏晋和隋朝宋朝，沿袭自“射人”的“仆射”一职仍为诸官之长。

周礼提倡以射观德，由此产生了射礼。“射”字是包括“身”和“寸”。“寸，法度也，亦手也”;“身”即人身，“射礼”就是为了树立人的立身之本和处世之道。弓箭从一种技术被提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并成为一种具有高度审美的礼仪文化。

射礼文化中蕴含着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法和强烈的宗法等级教育，君臣之分，长幼之序，充分体现在隆重的射礼活动中。《礼记·射义》云：“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射礼分为大射、宾射、燕射和乡射，每一种射礼都有严格礼节要求。

射礼起源于“借用狩猎来进行的军事训练”(杨宽)。射礼的箭靶一般用布做成，当中以兽皮做成鹄，以射中和射穿为比赛内容，故称“主皮之射”。杨宽先生在《西周史》中指出，“礼射”源于“主皮之射”，“武王克殷后，以推行‘礼射’就代替了纯粹的‘主皮之射’”;因为“礼不下庶人”，庶民依然流行“主皮之射”。

孔子以射观德，对“主皮之射”深不以为然，“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意思是说，比赛的射手之间力气大小不一样，不必非要射中，更不必要射穿标靶。礼射注重的是人的品行，射以养德，古老的传统不主张射穿其皮，只要能射中目标即可，甚至稍微偏一点都是可以的。可见孔子时代“礼射”早已超越“主皮之射”。

面对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孔子呼吁重建西周初年的“礼乐”，因此他对射礼推崇备至：“君子无所争，必有，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按照射礼的要求，所谓“不鼓不释”，射箭的人只能在鼓乐配合时射中才能称作“获”。

传统射礼皆射三次，第一次射，但取合礼。第二次射，始取主皮。或谓射穿其皮，或谓中而不穿。第三次射，听鼓乐之节制，则合于乐。三射以合礼乐为上，主皮次之。据说孔子本人就是一位“矢无虚发”的射箭高手，《论语·述而》中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礼记·王制》中说：“习射尚功。”即射礼的意义在于练功尚武。因此说，射礼归根到底还是一种尚武文化，“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乐，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争”。从“射不主皮”到“主皮之射”，后世江河日下，以弓箭为杀人工具，自然追求力道和射穿。在文昌锦绣的宋帝国时代，王安石曾以射礼传统，倡议尚武之风：

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它技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固当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礼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

就射礼而言，当一种技艺被上升到一种严肃文化时，其技艺本身往往也会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荀子云：“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谓善御。”《国语·晋语》载，当时的“射御足力”列为“五贤”之一，备受尊重。

法家的代表人物——魏国李俚甚至以射箭来裁决法律纠纷，如果射不中就判败诉：“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结果法庭变成了射箭场，告状变成了射箭比赛。“令下，而人皆疾习射，日夜不休。及与秦人战，大败之，人之善战射也。”

时人普遍认为“射者男子之事也”。如果一户人家有男儿出生，就要在门的左边悬挂弓箭。国君世子出生，还要让“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

射礼也成为中国“大学”的开始，即辟雍。《韩诗说》谓：“辟雍者，天子之学，……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飨。”《白虎通辟雍》说：“大学者，辟雍，乡射之宫。”当时的“大学”或者“辟雍”，实际就是贵族举行乡射礼的地方。

从安阳妇好墓葬中出土多件弓形器和箭镞可以推测，墓主“妇好”擅长射箭，而且她的封邑也盛产弓箭手。学者刘正认为：“在殷周时代，‘射’可能并非男子专职，女子也会参加此活动。在《射女壶》铭文中，有‘射女’一语可以为证。殷周时代女人习武习射参加战事和祭祀是常例”。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夏商周三代的教育模式基本是官师合一、政教合一的精英教育。贵族精英文武兼修，他们的义务就是政治和战争。所学“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按照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说法，“六艺”中的射和御是对付国家和民族矛盾，礼、乐、书、数是对付国内阶级矛盾。

顾颉刚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写道：

孟子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序者射也。”其实非特“序”为肄射之地，他三名皆然。“校”即校武之义，今犹有“校场”之称。庠者《王制》言其制曰：“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是“庠”亦习射地也。学者《静殷铭》曰：。王令(命)静嗣(司)射学宫”…初所谓“学”者即射，学宫即司射之地耳。”…《周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民，“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礼有大射、乡射，乐有驺虞、狸首，御亦以佐助田猎，皆与射事发生关联。其所以习射于学宫，驰驱于郊野，表面周为礼节，为娱乐，而其主要之作用则为战事之训练，放六艺之中，谁书与数二者乃治民之专具耳。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然而贵族阶级之必需崩溃，平民阶级之必需崛兴，实乃此种文化酝酿之下应有之后果。”射礼是以射箭来弘扬礼文化，射只是末，礼才是本。

“古之为军，临大事不忘大礼”，战争同样被赋予高尚古朴的礼文化。孟子讲过一个春秋时代的故事：

郑国派子濯孺子侵入卫国，卫国派庚公之斯追击他。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不能够拿弓，我死定了。”又问给他驾车的人说：“追我的人是谁呀？”驾车的人答道：“是庚公之斯。”子濯孺子便说：“那我不会死了。”给他驾车的人说：“庚公之斯是卫国著名的射手，先生反而说不会死了，这是为什么呢？”子濯孺子说：“庚公之斯是向尹公之他学的射箭，尹公之他是向我学的射箭。那尹公之他是个正直的人，他所选择的朋友也一定正直。”庚公之斯追上来了，问：“先生为什么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疾病发作，不能够拿弓引箭。”庆公之斯说：“我跟尹公之他学射箭，尹公之他又跟您学射箭。我不忍心用您的箭术反过来害您。不过，今天这事是国家的公事，我不敢不做。”于是抽出箭，在车轮上敲打了几下，把箭头敲掉，发了四箭然后就回去了。

《礼记·檀弓》中还讲了一个礼与杀人的故事。春秋时楚国的两位武士驱战车追赶撤退的吴军。追上后，陈弃疾对工尹商阳说：“这是国君(国家)的事情呀，不能怠慢，您怎么不亲自张弓？”工尹商阳只好亲自张弓，陈弃疾又说：“你射呀。”工尹商阳就放箭射死了一个人。同样又这样对话，又射死了两个人。每射死一个人，工尹商阳就去亲自把死者的眼睛合上。射死三个人后，工尹商阳让他的车夫停下，说：“上朝不能坐下，宴会不能参与(他当时级别不够)，杀了三个人，已经足够回去交差了。”孔子赞赏工尹商阳说：杀人之中亦有礼。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诡诈之术与厚黑之学滥觞。公元前638年泓水之战成为礼文化的最后绝唱，宋襄公以仁义之师，等待楚军渡河后列好阵势，才下令出战，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中箭，半年伤重而死。公元前496年，越国军队射死吴王阖闾，其子夫差灭越，越王勾践入臣于吴。吴王病，勾践用范蠡计，入宫问疾，尝吴王粪以诊病情，吴王喜，勾践遂得赦归越。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完全背离了传统的人格理念，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礼制的崩溃使弓箭文化成为一种平民化的暴力美学，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没有什么义与不义，只有胜或者不胜。随着与传统贵族分庭抗礼的游士阶层崛起，战国时代虽然世道离衰，但物力进步，因此堪称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节选自《历史的细节Ⅱ》，杜君立著，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