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礼按：最近“辱母杀人案”闹得沸沸扬扬，这其中反映了法律和道德间的两难。于欢杀死辱母者，在道义上完全说得过去，但无疑触犯了法律。这种两难古已有之，那便是“礼”与“法”之争，古人是如何看待和解决的呢？请看：

唐武则天当政时期，同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县）发生了一起复仇案。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邽圭县县尉赵师韫枉法杀害。后赵师韫升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改名，在驿站充当仆役，伺机复仇。后来，徐发现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便趁机杀死了他，随后投案自首。

这是一起典型的血亲复仇案。中国古代的官员最怕审理这样的案子，原因就在于这类案件牵涉到礼与法的冲突：若从儒家“礼”的精神出发，为父报仇是一种大孝，应予奖励；可擅自杀人是公然挑战法律权威的行为，非但不能鼓励，反而要严厉打击。

怎么办？很多官员都感到困惑。

其实，血亲复仇的案子唐朝以前就出现过很多起，只是人们对这类事件的心态一直很复杂。

在原始社会时期，血亲复仇是被认可的行为，即被伤害人可以去找仇家复仇，即使复仇不成，其家属和族人也有替他复仇的义务。为此，《周礼》中对报仇之事作了种种规定。报仇有法定的手续，只要事先向专管报仇事务的官员登记仇人的姓名，之后再将仇人杀死，便可无罪。同时规定，复仇只以一次为限，不可反复寻仇。

之后随着法律逐渐发达，生杀予夺的大权被国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拥有擅自杀人的权利了。法学家瞿同祖考证说：“至少在西汉末年就已经有禁止复仇的法令……以防止恶风滋长。”可中国人复仇的观念和习惯仍根深蒂固，私自复仇的风气一直很盛，类似徐元庆的案件不断出现，许多人宁可挺身受刑，也决不肯放弃复仇而背不孝之名。“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即便是文弱书生和足不出户的闺秀也对这一点深信不疑。赵娥复仇案就是其中一例。

东汉时有一女子名叫赵娥，其父被酒泉县的恶霸李寿打死。赵娥的三个兄弟都想复仇，但李寿防范甚严。不久兄弟三人同时死于一场瘟疫。听说赵家的男丁已全部死掉，李寿甚喜，大宴宾客，认为只剩赵氏一个弱女子，不足为虑。赵娥悲愤交加，买来一把刀，天天在家里磨刀，准备复仇。

李寿听说赵娥要报仇，每天骑马带刀，时时加以提防。李素来凶悍，邻里都怕他，有人劝赵娥：“你一个纤纤弱女，怎么斗得过那恶霸？不如就此算了吧。或重金雇佣一个杀手去把他干掉……”赵娥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如果大仇不报，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再说，为父报仇，这纯属做儿女的责任，又怎能请他人帮忙呢？”于是，仍继续寻找报仇的机会。

东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的一天，赵娥终于遇见了李寿。她下车冲上前去，挥刀狂砍。李寿的马被砍伤，受惊，将李摔了下来。赵娥“就地斫之”，结果刀砍到一棵树上，因用力过猛，折断了。此时李寿已受伤，赵娥想夺他身上的佩刀，李寿“护刀大呼，跳梁而起”。就在此时，赵娥扑上去用手扼住了李寿咽喉，李寿终于倒地。赵娥拔出李寿佩刀，将其头颅割下，然后，“诣县自首”。

县令尹嘉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十分钦佩赵娥，但同时感到很犯难。依照国法，“杀人者死”，但若按照儒家的经典教义，这位为父报仇的弱女子就是一名大智大勇、为民除害的孝女。怎么办？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位县官最后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解下随身的官印，辞官而去，为的就是拒绝受理此案。同时他还暗示赵娥赶快逃走。

可赵娥不肯，说：“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结罪理狱，君之常理，何敢偷生以枉公法？”后来，接到下属报案的酒泉郡守和凉州刺史反复斟酌，联名向朝廷上了封奏章，大意是：考虑到儒家有“百善以孝为先”的教诲，且圣朝也“以孝道治天下”，所以请求皇帝法外施恩，赦免这名孝女的死罪。汉灵帝最终下旨，不仅免去了赵娥的死罪，还封她为“孝女”、“烈女”，以示褒奖。

至此，赵娥复仇案以皆大欢喜的方式解决了：恶霸被杀，大快人心；孝女复仇，心愿已了；县令宁可辞职都不肯判赵娥的罪，充分显示了司法官员对孝行的高度认同。更关键的是，皇帝法外开恩，通过行使“特赦权”来表彰孝行，因此，赵娥被记入《烈女传》，成了孝女和烈女的典型。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历史上有东汉赵娥复仇案，那么唐朝的徐元庆复仇案只要比照处理不就行了吗？

这也是当时朝中很多人的意见。自汉至唐，很多官员都是认同“礼”高于认同“法”的，当“礼”、“法”发生冲突时，他们宁可让“法”屈从于“礼”，也不愿意让“礼”屈从于“法”。因为“礼”代表着儒家的治国理念，是“修齐治平”的大根大本，而“法”不过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而已。正如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用行政命令来引导，用刑罚来约束，老百姓虽能避免犯罪，但没有了羞耻之心；若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约束，百姓有羞耻心的同时也很规矩。

儒家的这种文化价值取向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法律。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瞿同祖就明确指出，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礼法合一”。儒家和法家两种思想曾在春秋战国时期相互竞争、相互影响，汉代以后的结果是，儒家仍高举道德教化的旗帜，但也不反对用法律来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同时，儒家官员把握立法和执法的机会，将“礼”的原则和精神渗透到法律之中，从而达到“以礼入法”的目的。最后，儒家的礼（道德）所容许的，即法律所容许的，儒家道德所禁止的，即法律所禁止的。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赵娥复仇案中县令挂印辞职这一举动背后的文化选择。

可有趣的是，当时的唐朝才子陈子昂认为，总是让“法”屈从于“礼”也不妥——长此以往，会搞得法律没有尊严。于是，身为左拾遗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复仇议状》，提出建议：对徐元庆应依法判处死刑，然后再在他的家乡对他为父报仇的孝行予以表彰。这个建议一提出，大家都说好，因为既维护了“法”的权威，也兼顾了“礼”的精神。于是，徐元庆被判死刑，而陈子昂的建议则被编入律令，成了日后判决此类案件的理论依据。

时隔70多年后，柳宗元读到了徐元庆复仇案的有关记述及陈子昂的《复仇议状》，他感到陈子昂的建议自相矛盾，违背礼法，遂写下了《驳复仇议》一文。

柳宗元说，“礼”的根本作用，是用以防止暴乱，按照“礼”的规定，凡是做儿子的不应复仇而复仇的，要处以死刑而不能赦免。“刑”的根本作用，也是用以防止暴乱的，按照“刑”的规定，官吏不许残杀无辜。凡是杀害无辜之人的官吏，也要被处以死刑而不能赦免。“礼”与“刑”的本质是相同的，因此，表彰和惩处不能同时运用到一件事情上。惩办应当表彰的，这就叫滥杀，是严重亵渎刑法的尊严；表彰应该惩处的，这就叫错赏，严重破坏礼仪的规范。如果以这种做法来宣示天下百姓，传给后代子孙，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弄不清前进的方向了，避免祸患的人就不知怎么处世了，用这样的建议来作为国家的法典，怎么可以呢？

然后，柳宗元针对徐元庆复仇案作了具体分析。若徐元庆的父亲没有犯下违背国法的罪行，赵师韫却杀害了他，那赵师韫就是滥杀无辜，而州里的长官不去追究赵的罪行，就是官员上下包庇。在这种情况下，徐元庆手刃仇人，正是遵守“礼”而实行“义”。若真是这种情况，执政的官员向徐元庆道歉还来不及，又怎能去处死他呢？如果说徐元庆的父亲确实有罪，那么赵师韫对他的诛戮就不违背国法。这样，徐元庆的父亲就不是死在官吏的手中，而是死于国法。国法难道可以仇视吗？仇视天子的法令，而杀害奉行法令的官吏，这是犯上作乱啊。如果是这种情况，逮捕徐元庆并处以死刑，正是用以明正国法，又怎能表彰他？

柳宗元提出，针对血亲报仇的案子，应该援引《春秋·公羊传》中的理论来断案，即父亲没有犯罪或罪不当诛而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罪该当诛而被杀，儿子就不该报仇，若仍然报仇，就是冒犯国法。认为根据这个原则来断案，就合乎礼法了。

柳宗元觉得徐元庆被判死刑是冤枉的，而陈子昂主张将其处死的做法亵渎了刑法，败坏了礼义。在这里，柳宗元侧重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而对老百姓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则予以了支持。

柳宗元实际上提出了审判血亲复仇案的总原则，即若复仇本身合乎“礼”，那就应该合“法”，就该奖励；若复仇本身不合“礼”，那它也就不合“法”，就该受到惩罚。这实际上是儒家“以礼入法”思想观念的再一次强调，由此，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特点异常鲜明地凸现了出来。最后，柳宗元恳请当朝废除陈子昂的判例，改用自己的判案方式。这一建议采用与否不得而知，但这篇名为《驳复仇议》的文章最后收录进了《古文观止》，却是确凿无疑的。

中国古代的“礼法之争”，说到底是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相互竞争、融合之后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随着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和依法治国原则的确立，类似于徐元庆复仇案的“礼法之争”案例已极少见，但古代的“礼法之争”及“以礼入法”，仍能给今人以思想启迪。

首先，应谨防对法律进行工具化的理解和利用。现代法律的核心理念是倡导一种契约精神，并以此来维护“公平、公开、公正”的社会秩序，具体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服务的。若与中国古代对照，现代的法律精神和法治观念就是“礼”，而具体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才是“法”；再就法律本身而言，宪法是“礼”，宪法之外的其他法才是“法”。若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发生法律条文互相打架的情况，我们依然应该以“礼”统摄“法”，即以法律精神和宪法来统辖具体的法律条文。

其次，对法律的尊重不仅体现在如何利用法律方面，更体现在对法治精神的精准把握和落实之中。对今人而言，实用理性远远高于价值理性。这一点体现在对法律的理解和利用上，就出现了一股庸俗化使用法律的风潮。包括一些官员和司法工作者在内，他们看中的其实是法律“有用”的特点，而不是法律精神的崇高和庄严。于是，当法律条文对他们开展工作或维护自身利益有利时，他们就利用它；反之，法律不能为其争取到现实利益，他们就会踢开法律，另搞一套“潜规则”，或者是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这样的一些人，看似很懂法，其实是对法律原则和法治精神的严重践踏。这些年来，人们对司法腐败的批评之声从未断绝，这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不在于执法者对法律条文不熟，而在于人们——从官员到民众，从执法者到违法者，对法治精神的信奉不够，对法律灵魂的尊重不够。

回到中国古代，从孔子到柳宗元，他们之所以反复强调“礼”高于“法”，并最终达到了“以礼入法”的目的，其深意就是要维护一种恒定的精神理念。若换成现代思维，这种相对恒定的精神理念，其实就是法律的高贵灵魂。今天我们念兹在兹地提倡法治，最该倡导和普及的，不就是对法律灵魂的高度认同和心悦诚服的尊重吗？

提倡真正的法治观念，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法律有高贵的灵魂，在此面前，任何权力都应卑微而且必须卑微。什么时候，提到法律，从官员到民众，心中升起的第一个念头是遵守而不仅仅是利用，这时，法律才算拥有了它应有的尊严。（文丨郑连根 文史学者 本文原载《同舟共进》2012年第四期）